徐光啓自是不必多說，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是明末的一位大人物，字子先，號玄扈，死後諡文定，上海吳淞人，是著名的科學家，對天文、地理、農業、軍事都有研究，他的《農政全書》被認爲明末發揮決定作用的著作。
而且他還受利瑪竇影響，加入了天主教會。
也正是在明朝末年的複雜政治形勢下，築就了充滿憂患意識的徐光啓的獨特科學視野，走上了一條科技強國的道路。
像是在1600年春，他在南京與利瑪竇相晤，認爲利氏是“海內博務通達君子”。
爲了科學興國，振興大明，他選擇了與利氏等傳教士合作，向他們學習科學知識，翻譯他們攜來的科學書籍，“以裨益民用”。
而他所翻譯的作品中，最有名的當數他與利氏合作的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編詮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真的算是爲我國的數學寶庫添一明珠。
他還著有《幾何原本雜議》，主持並參譯《崇禎曆書》，與西人合譯《大測》、《測量法義》等數學作品，以及天文學、軍事等各個領域的多種著作。
此外不至於此，除了科技方面，他還譯過許多西方哲學作品。
例如1624年他曾參與〈靈言蠡勺〉的翻譯。
史學家陳垣認爲該書“博辯奧衍，玄妙新奇”，“說理最精，亦最難譯”。
徐光啓從事科學翻譯的目的就是想在當時開展一個以科學化爲內容的學術運動，來推進我國的科學發展，所以他的翻譯都強調“實用”。
因此陳福康將他的翻譯思想總結爲兩大特點: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當世”;二是抓重點，抓“急需”，並能從哲學方法論角度着眼。
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反覆強調“此書爲用之廣，在此時尤所急需”。
在科學研究中，他首先重視西方數學的嚴密，理論和邏輯體系，他認爲“科學發展的最主要的環節—“度數之學”的功用和地位。
他說，科學家掌握了“度數之學”，猶如工的掌握斧斤尋尺“，就能夠“明理辯義，立法著數”，邁進科學的大門，從而“漸次推廣，更有千百有用之學出焉”。
所以他的翻譯立足於度數之學，漸而至天文、地理、軍事等等十個“旁通”。
而徐的翻譯思想精華還在於他對翻譯功能的深刻認識。
像是在崇禎四年正月的時候，他在奏呈《歷節總目表》中指出:翻譯西書宜分輕重緩急，循序漸進。
在此呈奏中，他還講到:“臣等愚心以爲，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
可見翻譯不僅僅是溝通文化間有互的語言之媒，而且從政法意義上講能夠傳授科學思想和致勝法寶，有助於弱小民族的強盛。
至於李之藻的話，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字我存，又字振之，號涼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他同樣是明代的天文學家，而且同樣與利瑪竇交情匪淺，在利瑪竇留居北京期間，李之藻曾與其交往密切，共同鑽研西方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以及哲學，邏輯學等。
他與利氏等人合譯《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圜容較義》、《乾坤體義》、《寰有詮》、《名理探》等，並且和徐光啓一樣，受利氏規勸，受洗禮加入了天主教會。
並且需要說明，李之藻譯書選擇仔細斟酌，不落俗套，選外國獨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譯《同文算指》一書，內容是西方初等數學知識，徐光啓爲該書作序中說:“此書所述”大率與舊術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該書序言中說，他翻譯此書不僅是“遐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以昭九譯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與日用”，爲了“吏制民生，陰受其蔽”。
可見，李之藻同樣是位有遠見卓識視野開闊的科學家，對於翻譯的社會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別是1629年由徐光啓領頭編譯西洋曆法著作，修訂明朝《大統歷》，李之藻也是主要參與者之一，爲這本曆法的編撰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澤西洋曆法等書疏》指出龐迪峨、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傳教士“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
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
因此，他強烈呼籲崇禎帝修改曆法:“當此曆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矢引其獻琛求賓，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後抱遺書之嘆哉～”
除此之外，他還指出，除天文歷學之書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測量、儀象、日軌、萬國圖志、地理、醫理、幾何原本等等科學書籍都值得翻譯，他曾說:“上述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
特別是李之藻還認爲翻譯能開視界，明萬物，像是他晚年與傅汎際合譯的《名理探》是我國第一部西方邏輯學譯著。
其說理之深奧，辭文之妙，“往往會讀者忘其爲譯”。
徐宗澤評說“譯筆非常簡淨，有信達雅三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