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則徐一樣，他也主張清政府要了解西方國情向西方學習。
而且他早年還曾到海外遊歷，編譯海國圖志，介紹世界地圖、地誌、世界各國風情、物政治制度、歷史變革，並分析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提出自己的戰略思想，爲夷攻夷而作，對近世知識分子，如梁啓超、康有爲、譚翮同等以及日本維新人都產生過深遠影響。
此外就是徐繼番，字健男，號松盒，山西五臺山人，曾行廣西廣鹽運使、巡撫等職務。
從1841年起，他利用職務上與外國人接觸的機會，就開始廣泛的蒐集外文資料，地圖書冊，參閱大量史書，撰寫瀛環考略，後經修改，改名瀛環志略，1848年正式發行，該書年代後，成爲人們瞭解世界概況的必讀書，王韜認爲這是“當今有用之書”，因爲它“綜古今之沿革，詳形勢之變遷，凡列國之強弱盛衰，治亂理忽，俾於尺幅中，無不朗然如燭照而眉晰”。
因此梁啓超評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誠爲當狗，然中國士大夫之稱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還有馮桂芬也值得稱道，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十二年中的舉人。
曾撰寫採西學議對翻譯發表有見地議論。
而且他曾受林則徐影響，併成爲林的門生，包括他曾在上海任職，接觸資產階級思想，主張改良政治，學習西方的富強之術，對手來的洋務運動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產生過積極影響，但後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倒歷史的車輪。
馮氏重視翻譯工作，在上海任職期間，曾“設廣方言館，求博通西學之才，儲以濟變”。
此外，他在1861年撰寫並出版的〈校頒廬抗議〉一書中非常系統的闡述其變法改良思想。
像是條西學議是書中的一個章節，論述釋譯事業之重要性，並最早提議清政府他辦“翻譯公所”，爲國家培養翻譯人才，在近代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採西學議中，馮氏還回顧世界文明發展史與科學發展的關係，並對明中國當時的現狀，提出了翻譯任務的迫切性和艱鉅性。
並且馮氏還將翻譯工作提爲“天下第一要政”，明確了翻譯對於當時時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說明翻譯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所帶來的巨大威力。
他的綱領性改革主張是“以中國之倫常，各教爲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到後來又逐漸演變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政治主張。
還包括1862年馮氏撰寫上海設立同文館議，並建議在上海、廣州也設立同文館。
論文中還談到了中國翻譯事業的希望與前景:“至西人之擅長者，歷算之學，格物之理，制日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如能探賾索隱，由粗跡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於水，表出於藍”
此外，清代西學東漸催生的第二個新生事物就是各地翻譯會館的建立。
將西書變爲中文，將西學轉化爲中國人理解的知識。
例如咸豐末年，英法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政府再次敗北，又再次被迫與洋人簽訂了割地賠款的恥辱協議。
於是1861年恭新王奕沂等人提議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處理外交事物，部門簡稱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
奕沂在當時的奏摺中寫道:“查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辯，一切隔膜，要望期能妥協，從前俄羅斯文字曾例定設文館學習，具有深意;今日文視爲具文，未能通曉。似宜量爲鼓舞，以資觀感。”
可見翻譯是洋務運動派實現其政治理想的一個重要途徑。
而洋務派是改良派之後的又一個保守地主階級，他們倡導譯西書，與外國進行通商，但思想上卻是保後天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奕沂等。
掌握中央和地方軍權的官僚以馬建忠、王韜、容閎等爲代表的愛國知識分子和出身買辦行列的企業家和經營者如鄭觀應、唐廷樞、徐潤等，同時還包括一大批科學家如李善蘭、徐濤、華衡芳。
所以洋務運動中，洋務派不斷分化更新，後來，許多知識分子演變成爲資產階級改良派。
他們認爲“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於是李鴻章便倡議說:“中國欲自強，則英如學習外國利日;欲學習外國利日，則英如尋制日之日”。
於是洋務派創辦、製造局，製造兵器，並開辦學館，培養譯員，翻譯西方科技書籍，於是開成了第二次科技翻譯。
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館正式開辦，奕訴再次上書同治皇帝，請奏聘請外國教師，到同文館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諸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各國均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義，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
此後同治二年二月，江蘇巡撫洋務派代表李鴻章請求在上海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到1865年，洋務派興辦“江南製造局”，1867年該局設翻譯館，聘請英國人傅蘭雅、偉烈亞力，美國人金楷理、林樂知、瑪高溫等人從事翻譯，由局員徐壽、華衡芳、王德鈞、徐建寅等協助工作，至清末，該書共譯西約200種，大多是兵工、科技類書。
該局總辦馮焌光曾說過:“槍炮火藥與輪船相維繫，翻譯與製造相表裏，皆系今日要圖，不要偏廢”。
而另一洋務派代表兩廣總督張之洞則興辦自強學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強調“自強之遁，貴手周知情僞，取人所長。若非精曉洋文，即不能自讀西書，必無人會通博採”。
像是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列廣譯，闡述他的翻譯主張。“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是培養譯才，發展翻譯事業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將翻譯之學分爲“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還將譯書之法分爲三種:一是各省多設譯書局，二是出外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三是鼓勵書賈，文人廣譯西書。
他還在廣譯最後強調翻譯東洋之書的必要性。
第二階段的科技翻譯同第一階段一樣，都有外國傳教士的參加，但有兩點不同，一是“雖創始於客卿，繼起者則均系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