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又強調翻譯西方政治小說，強調小說的怡情益智功能與廣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寫的論小說與羣治關係中寫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宗教;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何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諸之之中能極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薰，.....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此外，他還創辦新小說、新新小說等刊物，鼓勵小說的翻譯，他還於月23日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提議譯者可以通過翻譯“政治小說”來直接參與政治鬥爭。
他的學術思想對此後的翻譯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並且梁氏還翻譯過拜倫的詩，是譯介拜論的第一人，胡適在哀希臘歌序中說:“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
並且梁氏對翻譯之貢獻還在於20年代初整理並總結我國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寫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佛教之初輸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等重要論文，對於後來的翻譯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啓超先生還重視我國翻譯史的建設工作很有借鑑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雜誌上開闢了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發表了自己的中國古代之翻譯事業、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
除了梁啓超先生外，甲午戰勝失敗給我國翻譯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譯家就是嚴復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譯實踐開闢了我國翻譯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達、雅”三個字標準也開闢了我國翻譯理論史研究的新篇章。
馮友蘭認爲，嚴復譯書之所以能風行全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又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喪權辱國，這些時間震破了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優越感，使之產生了解西方思想的願望。
第二個原因是嚴復在其譯文寫了許多按語，將原文的一些概念與中國哲學的概念作比較，以便讀者更好地瞭解。
第三個原因是，在嚴復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瞭解的現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就象是讀墨子、荀子一樣。
中國人有個傳統是敬重好文章，嚴復那時候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的本聲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地有價值。
嚴復先生的話，福建侯宮今閩侯人，初名體乾，後改名宗光，字又凌登仕後改字幾道，自幼學習儒學1867年進馬江船改學堂，學習課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還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
畢業後到軍艦上實習，到過新加坡、檳榔嶼、臺灣、日本等地。
1879年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等職。
甲午戰爭清政府的慘敗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於是決定譯書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發表了譯著天演論，首次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
隨後，他又翻譯了亞當斯密等人的願富以及羣己權界論還有羣學肆言和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等等，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爲我國的學術體系奠定了基礎。
在談到嚴復的翻譯時，康有爲說他“譯天演論，爲中國西學第一者也”與張之洞書;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爲第一。”
而且嚴復先生的翻譯有着極強的目的性，顯示出了他極爲敏銳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發表了許多論文闡述他的維新思想，他開始翻譯天演論，如論世變之原強救之決論闢韓等等。
在譯〈天演論〉自序中寫到:“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作爲一名愛國主義者，他以鼓動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爲己任，將自己的翻譯和學術研究與對時事的批譯結合起來。
嚴復翻譯的主要動機在於求“自強”從根本上覆蘇中國古國，使炎黃種族免於滅亡之災。
1903年，他在擬定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時，強調翻譯宗旨爲:一日，天論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樸學，以棣貧弱;三日，借鑑他山，爲求進步;四日，正名定義，以杜雜龐。
此外，他還以準時勢仔細審定每一部書，有的放矢。
如他譯羣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是爲了介紹西方的人權觀念和社會制度;譯原富是爲了介紹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
他的翻譯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陳腐思想，和洋務派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改良運動。
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統翻譯標準:“信、達、雅”
嚴復的三字標準其實早在支濂的法句經序中即己全部出現，其實這三個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經典中找到源頭，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爲其立論的依據這說明中國傳統譯論的理論理基礎離不開文化典籍，而且說明翻譯理論是可以並不斷髮展的，對於信、達、雅的關係，他闡述到:“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即所以爲信也。”
至於雅，他在本問第三級中講到:易日:“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己。”
嚴復的“信、達、雅”三字理論繼往開來，言簡意賅，影響深遠。梁啓超說:“近人嚴復，標信、達、雅三義，可謂知言。”
郁達夫說:“信、達、雅三個字，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盡人皆知。”
周作人也說:“信、達、雅三者爲譯書不利的典則，至今懸之國門無人能損益一字，其權威已是確定的了”。
因此綜觀我國現代譯論史，嚴氏的三字標準爲後來的譯論提供了批評的基礎和改造的前提沈蘇儒先生曾有專著論述嚴氏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