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梁啓超沿着黃遵憲、魏源、龔炎武、王夫之等發起的詩界革命之路，努力推行改良的新詩體和白話文體，同時提出翻譯西方小說，特別是政治小說，倡導小說界革命。
月23日梁氏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政治小說最早源於英國，代表作家爲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迪斯累理和曾任英國議員的布韋爾李頓。
他位的近20部政治小說被譯成日文，併成爲日本一度走紅的翻譯文學作品。
他不僅界定了政治小說的概念、來源。
而且他還在清議報上開闢了“政治小說”欄目，創始並提倡翻譯政治小說，強調小說爲政治變革和社會性前進服務，他還身躬身實踐，翻譯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十五小豪傑前九回、世界末日記、俄皇宮之人鬼譯過化的渣阿亞、志安、哀希臘等。
同時在清議報上還發表留日學生周宏業翻譯的經國美談，爲中國近代小說翻譯拉開序幕。
此後有林紓翻譯的各種小說，周桂笙、包天嘯等翻譯的偵探小說、教育小說，以及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翻譯的科學幻想小說等等。
不斷迭理於中國近代文藝舞臺，形成了中國近代翻譯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包括還有林紓，幼名羣玉，後字琴南，號畏廬，自號冷紅生，晚稱蠡翁、踐卓翁，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同樣是我國近代著名文學翻譯家和文章名家。
康有爲曾做詩:“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虔初救世心。”讚賞林紓自幼敏而好學，習古文，練文章，有着紮實的古文功底，爲以後的翻譯奠定了基礎，作爲一名知識分子林氏的仕學之路不得意。
失意之餘，他開始與人合譯小說，卻因此使之名垂青史。
林紓的翻譯可以從實踐，形式與文體、翻譯主張，影響幾個方面來歸納:
林紓的第一部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刊印於1899年，該書的原著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譯本一經問世，立即風靡清末文壇。
當時林紓正經喪妻之痛，爲了解脫痛苦，他與留法歸來的王壽昌子仁合譯起小說來嚴復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這一成功激發了林紓的創作熱情，之後，他又翻譯了黑奴天錄湯姆叔叔的小屋、伊索軒渠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即共凡赫、魯濱遜飄流記、海外軒渠錄即格列佛遊記、塊肉餘生述大衛科波菲爾、賊史“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經典，不僅開闊了中國人的文學眼界，使得“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認識了不少的一流作家，使他們從外國文學裏去學習，惟促進本國文學發展。”
而且他也因譯作之多，成爲我國近代翻譯本方小說的第一人。
據統計，林氏在此後25年裏共譯了11個國家98位作家的163種作品未刊印的有18種，總字數在一千萬字以上，其中著名作家有英國的莎士比亞、司無特、笛福、狄更斯、斯威福特，法國的促馬父子、雨果、孟德斯鳩;美國的華盛頓、歐文、斯托夫人;西班牙的塞萬提斯，俄國的托爾斯泰，等等。
鄭振鐸在林琴南先生一文裏指出:“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美者已有四十餘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於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林氏譯作做爲一種文學“媒介”，遞接了許多中國現代作家與西方文學的姻緣，如周作人、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等。
要知道林本人並不懂外語，他的譯作多由懂外譯的口譯，他自己筆錄而成。
據統計，與林氏有合作口譯的近20人，其中以王壽昌、魏易、陳家鱗等比較有名。
林氏有深厚的古文進行二度創作，語言流暢，表達極其生動，錢鍾書認爲其譯作要某種程度上勝過原作，常常讓他陶醉其中，流戀忘返。
林氏常常根據自己的喜好刪減原文，增加自己的語言，在“信”和程度上與原文相離甚遠。
林紓是古文家，他的朋友們稱其能用“古文”來譯外國小說，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裏指出:“古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術語，自唐以來，尤其在明、清兩代，有特殊而狹隘的涵義。
並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時，在某種條件下，“故”也不一定跟白話對立。
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爲較通俗、較隨便、富於彈性的文言。
它雖然保留若干古文成文，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詞彙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寬大。
意想不到的是，譯文裏包含很大的歐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簡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的古文家筆達，卻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譯。
那種生硬的一寧說死不硬功夫的翻譯是雙重的反逆既損壞原作的硬達效果，又違背了祖國的語文習慣。”周作人將林氏文體稱爲“擬古的文體”。
當然，林氏的文體不獨以其自己的喜愛爲出發點，更主要原因是其讀者。
舊式文人，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惟及新興都市的市民、職員。
他的譯文使用俗化的雅文，在晚清時白話文與文言文的鬥爭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林氏譯文有較強的社會動機，他在每部譯作的序言或跋中都闡明自己的觀點和動機。
到了月22日他在巴黎茶花女遺事序闡述了自己的翻譯思想：亞之不足搞歐，正以歐人勵於學，亞則昏昏沉沉，轉以歐之所學淫奇而不之譯，又漫與之角，自以爲勝，此所謂不可水而鬥遊者爾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說。
對林氏來說，翻譯可以警世人，開民智，申張其愛國熱情，保強中華民族挺立於不敗之地。陳福康指出:“確實，他的有關譯論，一以貫之的就是愛國與救世。”
林氏譯小說有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做對比研究，一方面他將所譯小說與我國曆史名著，如左傳、史記等做對比文體、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將文體同在譯文中就是太史公“等名詞的出現。
西方小說文體與中國之文體進行對比，幫助讀者認知翻譯史研究的厚重與淵博。
至於林譯小說產生的影響，鄭振鐸指出:一林譯小說使中國人懂得了世界的知識;二中國人開始瞭解外國文學大師;三中國文人開始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