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可惜的是，由於資料的匱乏，這一小節的論述還不夠充分，題中雖雲“戲班”卻並未正面論及戲班的相關情況，似有避重就輕之嫌。
論文有吳晟宋元民間戲班說略，探討了古代民間戲班的起源，描述了宋元時期民間戲班的幾種主要形式及其特徵和賣藝生涯，分析了戲班伶人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
同時對明代戲班的研究中，張發穎中國戲班史中明代一般營業戲班及其營業演出活動一章以及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中明代宮廷與宗室演劇明代職業戲班的演出、明代的家班三章均進行了論述，探討了明代伶人地位與班社組織及戲班演出收入等問題。
此外還有兩篇相關論文，像是歐陽江琳、李舜臣的略論明代南戲戲班一文對明代南戲戲班各方面進行了描述，認爲明前期南戲戲班主要活躍在鄉村賽社的祭祀場合，中期則開始轉入城市。
且由於以求食營利爲目的，南戲戲班流動頻繁，彼此間競爭互補，推動了南戲的廣泛流播。
當然，這裏需要說明，南戲戲班的組織可分職業、臨時以及家樂的三種班體形式，演員則以男性爲主。
還有吳召明略論晚明戲班與崑曲聲腔傳播一文認爲戲班在晚明崑曲聲腔傳播方面居功至偉，對崑山腔成爲風靡全國的大劇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擴散作用。
進而從傳播的角度，通過探究這一時期職業戲班與家樂戲班的興盛原因及其對崑山腔的影響，考察了晚明劇壇繁榮的文化機制。
對清代戲班的研究，張發穎中國戲班史中清代北京昆、京、秦、徽諸班的遞嬗、清中葉以後以徽班爲主的北京劇壇兩章以及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中清代的職業戲班與戲園包括職業昆班、京腔秦腔戲班、徽班等一章均進行了論述，均主要着眼於雅部與花部此消彼長的歷史進程中各大劇種戲班的生存狀況。
此外，目前能夠找到的最早有關戲班研究的學術論文冼玉清的清代六省戲班在廣東從清代廣州魁巷“外江梨園會館”碑記的原始資料出發，對清朝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廣西六省外江班在廣東的班社組織、行會制度、演唱活動及其與對外貿易和本地班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胡忌太平天國時期的崑劇對太平天國時期爲政治、軍事直接服務的戲曲科班“同春班”的演出情況進行了描述，認爲這不過是崑曲的迴光返照。
而且，各地也就是蘇州、南京、北京、揚州、溫州等地劇壇的研究近年來已成爲明清戲曲演出研究中的熱點。
其中便包括了運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對戲班所進行的地域性考察，學者的關注點一般集中於蘇州、揚州的戲班，以崑曲戲班爲主。
對蘇州昆班的研究有：吳新雷蘇州昆班考分“明清時期蘇州的崑曲家班”、“清代前期蘇州的職業昆班”、“晚清姑蘇四大昆班及其他”三個部分，對明清以來崑曲戲班以蘇州爲中心
向全國傳播而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吳門”的局面進行了闡發，並述及1921年蘇州“崑曲傳習所”的建立及其未崑曲培養繼承人之功。
因此綜合考量這一戲劇現象形成的多重文化機制，發掘晚明蘇州劇壇在明清戲劇發展流變中的戲劇史意義，進而深入探究戲劇藝術生存發展的某些規律。
所以他的論文的第六、七章便通過對蘇州職業戲班、家樂戲班的興起及其演劇活動的考察，分析蘇州作爲全國演出中心的獨特地域文化成因。
至於對揚州戲班的研究有：吳新雷揚州昆班曲社考考察了明清兩代揚州職業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時興盛的景況，認爲是清代康熙和乾隆歷次南巡，鹽商巨賈爲接駕而組班獻演。
所以使得揚州成了全國劇壇的中心，造成了崑腔“七大內班”乃指七位鹽商的家班，因其起始是爲了接駕獻演。
故揚州畫舫錄稱之爲“內班”，出春臺班屬花部以外其餘均爲昆班的特殊聲勢。
而光緒年間“揚州老洪班”進駐上海，在集秀戲園公演了五個多月，實力驚人。
此外，揚州還流行業餘的崑曲清唱，時至今日揚州曲社仍一脈相承。
像是韋明鏵教幾個小小蒙童揚劇科班實錄對近現代揚州的新新社、民鳴社、永樂社、蘭字班、霞字班、鸞字班、許字班等科班進行了介紹。
此外，亦有對其他地區戲班的研究，如郭勇清末四川境內戲班特點一文便對清代末年川劇戲班的流動性、鬆散性、優勝劣汰的競爭原則、充滿巴渝地域性的演劇特色等進行了闡發。
以及郝慧娜從<杜隱園日記>看清代光、宣年間溫州戲曲演出之盛和黃義樞、劉水雲試論<杜隱園觀劇記>的戲曲史料價值二文依據日記資料對溫州昆班和高腔班在花部戲的衝擊下艱難的生存環境進行了描述。
戲班的組織運營方式，包括戲班組織制度、經濟行爲、教習傳承及對外交往等方面。
對組織運營方式的社會學研究正是我們深入瞭解戲班存在狀況的基礎，也是戲班研究的重中之重。
20世紀30年代齊如山的戲班便對當時北京戲班的組織狀況進行了相當細緻的紀錄，分“財東”、“人員”、“規矩”、“信仰”、“款項”、“對外”六章，基本上涉及到了戲班內部構成與外部運作的主要方面。
該書一版再版，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然而其不足之處在於僅是對京劇戲班的研究，而且資料來源未註明細，令後人在引用時難以覈查。
而且自齊如山之後，這一領域的研究幾乎長期無人問津，直到張發穎中國戲班史問世，後來纔有一些論文陸續出現。
至於對戲班組織制度的研究，如齊如山1935年出版的戲班第一章財東分爲“關於獨資曲演出應恢復高效率的戲班制，在民間重新找回生命力。
而解玉峯論角兒制對角兒制產生的原因和利弊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當然，需要說明，作者認爲京劇角兒制即名角挑班制的出現時京劇班社由徽班時代過渡到京班時代的主要標誌。
角兒製取代之前的腳色制主要不是“藝術體制”的原因，而是戲園的商業性推動以及演員“個人主義”名利追求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