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窩闊臺滅金，忽必烈滅宋，以大都（今北京）爲政治中心，建立起以蒙族貴族爲統治主體的大一統政權。
至此，元代國土空前遼闊，再加上元代文學上承金代，故元朝一代的文學計算一般以元滅金的1234年爲起點，至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結束，時間跨度共一百三十餘年。
同時蒙古人建立的這個政權極大的影響了這個時期的文學，首先一點就是大一統的社會政治促進了多種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這很簡單，因爲隨着人口的遷移，交通的發達，民族的雜居，無形之中就加強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而文化的融合，又大大的提高了少數民族的文明程度。
像是有些人接受了漢族文化薰陶，開始以漢語進行文學創作。
這些來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筆端流露出各式各樣的風情格調。
比如將西北遊牧民族特有的質樸粗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壇更加多姿多彩。
其次大一統的政治客觀上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壯大。
因爲元朝完成了南北的大統一，結束了唐末以來斷續紛爭、對峙的局面，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交通的發達有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
而蒙古人對土地的肆意掠奪與糟蹋，一方面也迫使農民離開土地成爲市民。
加之文人失去進身之途，進入市民階層，推動了新文學的發展。
至於元代異族統治與文學的關係思想文化方面，就比較相對寬鬆自由了。
當然，不好的一方面是元朝立國，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得到確認。
但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朝廷設立官學，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爲教科書，但儒學的實際影響力卻是日益下降。
這是因爲蒙古人對各種宗教開放，導致這些宗教在中原地區同樣得到發展，因此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羣衆中的影響。
同時儒學本身，也在各種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會心態影響下，分化爲不同的流派。傳統文人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思想空間和表達自由。
而創作主體方面，就像前面說的，因爲元代科舉考試時行時輟，儒生失去仕進機會，地位下降，儒生上天無路，文人自我位置失落。
如明代的學者鄭思肖的《大義略序中形容》：“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文人不再依附政權，或隱逸於泉林，或流連於市井，人格相對獨立。
他們遁入市井，和市民階層聯繫密切，價值取向、審美情趣更異於困守場屋的儒生。
像是後人總結元代滅亡的原因：“耽於逸樂，循至滅亡，其失在於縱馳。”
這其中主要包括通俗文學的興起與繁盛，並且通俗文學佔據了文壇的主要位置。
至於雅文學的話，還是以詩文爲正統，以雅麗爲正宗，以韻文學的發展爲主，在以前這種文學是文人的專享。
而到了元代，文學主要是散曲、雜劇爲主，用俗語、俗調，寫俗情、俗人、俗事，文學成爲平民大衆的共同樂趣，因此通俗文學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散曲的話，就是鮮活的文學新詩體，而雜劇就是典戲劇成熟的標誌與第一個黃金時代，可見此時通俗文學發展的較全面。
比如散曲、雜劇、說唱的代表有《三國志平話》、《大宋宣和遺事》、《西遊記》等。
此外敘事文學也得到了發展，這是因爲在元代，敘事性文學萬紫千紅，呈現一派興盛的局面，成爲當時創作的主流。
一些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作家，加入敘事性文學的創作隊伍中，使文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他們打破了語言障礙、走近現實生活、強化敘事能力。
還有就是以豪放詼諧的風格爲主流。
要知道傳統詩詞，一直講究蘊藉含蓄、端莊厚重；要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審美趣味：有意境、有韻味。
而到了元代文學，就變得欣賞豪放潑辣、直率詼諧；敘事一覽無餘、抒情痛快淋漓；濃厚的市井氣息與市民趣味。
“說話”的本義是口傳故事，宋代的“說話”，上承唐代“說話”而來。
因城市經濟的繁榮、瓦舍勾欄的設立、說話藝人的增多、市井聽衆的捧場，民間說話呈現出職業化與商業化的特點。
隨着說話活動的日益興盛，在書場中流播的故事越來越多，而以口傳故事爲藍本的文字記錄本，以及受說話體式影響而衍生的其它故事文本等，也日見其多，後世統稱之爲“話本”。
並且在宋代，說話分爲四家，即小說、說經、講史、合生。
到了元代，“說話”繼續盛行，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話本，以講史居多。
如《全相平話五種》、《新編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薛仁貴徵遼事略》等。
所以宋元的講史話本，又稱“平話”。
現存宋編元刊或元人新編的講史話本，大多標名“平話”。
宋元的講史話本究其實是傳統的史傳文學與民間口傳故事結合的產物，亦文亦野，別成一家。
宋元小說話本則有一定的體制，其文本大體由入話（頭回）、正話、結尾幾個部分構成。
入話是小說話本的開端部分，它有時以一首或若干首詩詞“起興”，說風景，道名勝，往往與故事的發生地點相聯繫，或與故事的主人公相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