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像是由宋入元時期的詩人方回、戴表元等人，在元代詩壇上的影響都比較深遠。
而至於少數民族詩人的話，像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就非常擅常寫律詩，而且風骨遒健，獨具風韻。
還有回族人薩都剌，也是格調清新，十分具有個人特點。
以及理學家劉因的詩歌，其創作首開元詩宗唐之風，亦開元代理學家詩文創作之先河。
比如他的代表作品《渡白溝》、《觀梅有感》等，其風格獨特，意境深遠，清新淡雅。
當然，其中最出名的，還是元詩四大家了，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說一下，這四大家指的是虞集、楊載、範梈、揭傒斯四人，都是元代詩壇的風雲人物，十分出名。
而元代以後，就是明代的文學時間了，明代的話，大家都知道，是從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到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自縊，前後共計277年。
首先需要說明，因爲明代社會是政治與思想控制，也就是極端的君主中央集權統治，它的特點的話，就是在社會政治上，採取特務統治，而思想文化上，就是高壓與鉗制（文字獄與八股取士）。
其次是王學左派的興起與禪宗思想的廣泛滲透。
這是因爲弘治、正德年間，思想家王守仁，發展了宋代陸九淵的“心學”同時吸收了禪宗的思想和方法，提出“致良知”、“心即是理，心外無理”。被稱爲王學左派。
陸王“心學”的特點是逐漸弘揚和強化人的主體精神，將“人慾”、“天理”的關係，由“存天理，滅人慾”導向了以情勝理。
不過與此同時，明代士人狂禪之風甚盛，狂禪呵佛罵祖的反叛精神和對個性的張揚，爲明代掀起的復甦人性，張揚個性的思潮創造了一種氣氛，這使得程朱理學對人的束縛壓制逐漸被打破。
可以說“心學”是對人的主體精神的尊重與弘揚，以及禪宗的突破藩籬，使明代文學普遍傾向突出個性和人慾，形成了重個體、崇自我的思潮，深具時代烙印。
其次是商業經濟的繁榮與城市文化形態，因爲明初朱元璋爲了恢復被戰亂破壞的農業生產，採取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抑制了城市的繁榮。
而到了明代中葉，隨着社會經濟的繁榮，明王朝抑商政策出現了鬆動，工商勢力重新開始活躍，手工業和城市商業迅速發展，農業生產也逐漸捲入了商品化的潮流，甚至出現了商品化的農業生產活動。
另一方面，大地主的土地兼併也愈演愈烈，失地農民增多，種種原因促使市民階層迅速擴大，壯大了的新興階層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
與此同時，隨着明初攏絡壓制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有了鬆動，明中葉在與宦官集團的鬥爭中失意的文人和志不獲展未入仕途的文人也進入市井。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讀者羣形成，自然地改變了文學作品的面貌。
文學創作隨着接受對象的下層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現實，藝術趣味走向世俗化。
因此明代文學，從總體來說，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地位提高並繁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俗文學地位提高，因爲明代中葉隨着社會經濟的回升，統治者一改明初的崇儉政策，漸趨奢華享受，傾向於欣賞通俗文藝與文學。
其次是文人對於小說、戲劇、民歌等通俗文學讚賞與大力提倡，以及市民階層對於通俗文學的文化需求。
所以我們說明代是一個通俗文學的繁榮時期，因爲當時首先是從理論上比明確地肯定了俗文學的價值，其次在創作上通俗文學繁榮。
這裏面像是小說的勃興，要知道明代才第一次確立了古典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章回小說，併產生了“四大奇書”這樣的優秀作品。
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也在明代得到發展，“三言二拍”代表了最高成就。
文言小說在話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變化，主要作品“三燈”叢話。
這其中還包括戲曲的興盛，像是《牡丹亭》就代表了戲曲的又一個高峯，而且戲曲聲腔得到發展，形成影響國的崑曲，以及戲劇理論得到發展，“湯沈之爭”、王驥德《曲律》。
包括民歌也得到了重視，文人收集整理並模仿進行創作。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雅文學與俗文學交融。
俗文學的發展，推動、刺激了雅文學向着俗化的方向演變，而俗文學自身也在雅文學的規範、薰陶下趨向雅化。
以及文學流派與文學論爭衆多。
怎麼說呢，換而言之就是集團林立，流派紛呈，如詩文領域的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
詩文流派主要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覆交鋒中發展。
戲曲領域的臨川派和吳江派爲主的論爭主要在才情與聲律之間展開，以“雙美論”結局。
小說理論則主要在創作的虛實問題上展開各自的觀點。明代的文學羣體及文學論爭既是現實創作的反映，也反過來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發展。
文學論爭與通俗文學的繁盛，推動了明代文人對文學特性認識的深化，這具體表現在高度重視文學的情感特徵，清晰認識文學的虛實關係，開始關注人物的性格刻畫和更加註重文學語言的通俗易懂。
把情感作爲品評作品美學意義和社會功能的準則，要求文學表達真情、肯定自我，以實現對個體意識和的表達。
要求文學回歸形象思維，擺脫理教的束縛。
至於整個明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可以以嘉靖元年（1522）爲界，分爲前後兩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