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秦漢之文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則自坤始”。
而唐宋派中真正能擺脫道學束縛並取得較高成就的散文家恐怕只有歸有光了。
歸有光的話，號震川，崑山（今屬江蘇）人，家世寒儒，自幼苦讀，但場屋不利，直到60歲才得中進士，由於出仕較晚，所以只是由浙江長興縣令遷爲南京太僕寺丞。
並且除了仕途不利外，在文壇上出名也比唐、王等人要遲，因此只留下有《震川集》。
因爲歸有光所宗之道是傳統的儒道，所以他對宋代理學並無多大興趣，並且在散文方面，他酷好司馬遷，愛講“龍門家法”，對宋元文也不排斥。
他重視文學的抒情作用，認爲“聖人者，能盡天下之至情也”，這“至情”就是“匹夫匹婦以爲當然”，其觀點顯然不同於唐、王等人。
歸有光散文被譽爲“明文第一”，時人稱他爲“今之歐陽修”。
歸文最爲世人傳誦的是他記敘往事、哀悼親人的文章，如《項脊軒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
這些敘事抒情散文，善於從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中選取素材，加以錘鍊，以簡潔平淡之筆，傳神地寫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現自己的真摯情感。
膾炙人口的壓卷之作《項脊軒志》，通過對自己年輕時的書齋項脊軒及其幾件有關瑣事的描述，寫出了親人對自己的關懷和自己對親人的懷念，題目雖是寫軒，內容卻是懷人。
借一軒以記歸家三代婦女（祖母、母親和妻子），睹物思人，悼亡念存，雖筆觸很清淡，卻感情極真摯。
古來這類抒寫家人父子之情的文章雖然不少，但像歸氏這樣一往情深、一處自然的筆墨，殆不多見。
像是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中說：“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是與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
王錫爵《明太僕寺丞歸公墓誌銘》說：“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
還有像是王世貞的《歸太僕贊並序》中說：歸有光散文“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而除了歸有光外，這一派比較出名的人物還有李贄，號卓吾，晉江（屬福建）人，傑出思想家，王學左派突出代表。
李贄一生愛好自由，懷疑禮教，反對把聖人當偶像，批判程朱理學，揭露假道學的虛僞，因而被封建統治者視爲“異端”，誣陷入獄而死。
李贄的文學觀主要見於他的《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
他認爲“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
文學作品並非越古越好，只有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才能出現好作品。
他把寫真言情的小說和戲曲的地位擡得很高，把《西廂》、《水滸》都視爲“古今之至文”。
他評點的《三國》、《水滸》都有很好的見解，直接開啓了金聖嘆評《水滸》、脂硯齋的評《紅樓》。
他的《贊劉諧》、《自贊》等都是見解精闢、鋒芒畢露的好文章。
當然，除了這些外，當時還有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是晚明時期受李贄影響而出現的一個反覆古的文學流派，因其代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他們因不滿前後七子的擬古之風，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艱深古奧，詰屈聱牙，表現了一定的變古創新精神，並且在藝術上多能流露個性，清新灑脫，意達詞暢。
但也有境界狹窄、俚俗空疏的流弊問題。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領袖，在三袁中成就最高。
他在《敘小修詩》中稱其弟所作“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要求創作真實表現自己的個性才情，反對條條框框束縛。
認爲“出自性靈者爲真詩”，好詩好文，都是“任性而發”。
受李贄“童心說”影響，他把“性靈”和“理”、“聞見知識”相對立。
也就是以爲“性靈”外現爲“趣”或“韻”，而“趣得之於自然者深，得之於學問者淺”，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
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聲伎之滿足，“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也是一種“趣”；恰恰是講學問、做大官的人，“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同樣，稚子“叫跳反擲”，醉人“嬉笑怒罵”，因爲“理無所託”，所以“自然之韻出”（《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總之，保持人性的純真、活潑是首要的，真實的卑下也比虛僞的高尚好。
其次，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慾望的流露與表現，推崇“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的“閭閻婦人孺子所唱”的歌謠。
語言上繼承元白傳統，平易近人，不用典故，多用俗語，“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
總之，反禮教、反理學、反擬古，強調天真自然趣味，在當時起了很大作用，對清代鄭燮、袁枚詩也有很大影響。
不過，公安派“性靈說”注重現實不夠，有明顯的唯心傾向。
他們甚至認爲“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進一步把性靈神祕化，說它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