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在康熙十七年又開設博學宏詞科，用以羅致“名士”，取錄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職。
在施行羈縻政策的同時，又嚴禁文人結社，並大興文字獄，以壓制思想上的反抗。
同時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於經歷了明代覆滅的重大變動，文人多在詩文中寄託他們懷念故國的情緒。
例如楊風苞說：“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
也正是因此，所以自順治九年以後，清朝政府便不斷有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
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而且文字獄也比歷代增多，像是康熙二年的“明史案”，除莊廷鈍先死，“焚其骨”外，“所殺七十餘人”，受株連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爲最多。
此外，如沈天甫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雍正時汪景祺之獄，呂留良，曾靜之獄等，實行殘酷鎮壓，這對當時文人的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鬥爭也很尖銳，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康熙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書，頒佈全國，以鞏固其思想統治。
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很受寵幸。
明清之際，在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出現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親身經
歷了明代的覆亡，親眼看到了明末社會種種腐朽黑暗，參加了抗清的軍事鬥爭。
他們通過這種生活體驗和對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的長期觀察和分析，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產生了進步的民主思想。
他們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對封建社會本身進行了相當深刻的批判，有的針對封建統治，特別是針對明朝統治的積弊和問題，提出了一些帶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張，或補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如黃宗羲大膽地抨擊了君主專制政治，認爲“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認爲“自秦漢以後，凡爲帝王者皆賊也”。
他們還提出了均田的主張，黃宗羲主張把全國耕地先“每戶授田五十畝”，“餘田??以聽富民之所佔”，同時按土質分別“田土之等第”，地稅均“以十一爲則”。
王夫之在《噩夢》裏更進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恆疇”，這可以說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對民族壓迫的和批判。
還有顧炎武對於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別注意，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以至於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
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他認爲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
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
稍後，閻若璩、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
這些對於清代的學風有着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詩文的復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確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
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裏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
王士禎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將，他論詩以“神韻”爲主，創作力求“超脫”。
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擬多於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張。
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內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面，在蘇州地區產生了以李玉爲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爲深刻。
康熙時期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
李漁的戲曲理論，聯繫舞臺實際，並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小說方面，陳忱的《水滸後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並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繼承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託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制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爭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爭精神。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並且在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
伴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適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
當時窯業，印刷業，製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
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將近二十萬，廣州有一個製茶工場，男女童工達五百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