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造反所需要的條件都不盡相同。
當然了，在王朝分崩離析的末年，一聲狐狸叫都能拉起一支人馬，造反的難度無限低。
而現在的周朝並非末年王朝，中央有強大禁軍，地方有節度坐鎮，統治相對穩固。
經過幾十年戰爭洗禮後，中原地區人少地多，土地兼併的危害也可忽略不計。
在此等情況下，要想推翻周朝的統治就只能從內部出發。
範質殫精竭慮地搞平衡，防的也正是這一點。
李延慶深知，要想將父親調換到一個更有利的節鎮，直白的懇求是不起作用的。
面對範質，那就得多繞幾個圈子。
斟酌片刻後，李延慶開口問道：“既然相公讓在下敞開了說，那就請恕在下直言，相公將趙使相調去許州，接着又讓吳樞相重歸樞密院，所求者，可是平衡？”
範質只是以省視的目光打量着李延慶，沉默即是肯定。
這讓李延慶稍感壓力。
但問題不大，得到了範質的默許，李延慶繼續侃侃而談：“既求平衡，那相公調趙使相於許州豈非背道而馳？若宮門有變，武將中誰對我朝威脅最大，相公豈能看不出來？”
言下之意，就是範質的所作所爲與爭取平衡的目的是相悖的。
既要追求平衡，那就不該將趙匡胤的駐地調換到許州。
在郭榮病重隨時可能歸西的眼下，對殿前司擁有深遠影響力的趙匡胤無疑是周朝的最大威脅。
範質依然沒有開口，他知道還有後續。
不出他所料，李延慶接着說道：“相公算無遺策，必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那理由想來只有一個，那就是爲防備可能的戰事，相公需要一位可以隨時調用、可堪領兵的武將。”
按理來說，在這亂世五代，周朝不可能缺少武將。
但由於郭榮在繼位第一年對禁軍發動了清洗，導致大量擁有豐富作戰經驗的武將喪命。
這就衍生出了一個問題，也就是周朝禁軍的中高層被迫年輕化，以至於缺少能夠統領大兵團作戰的武將。
郭榮在第一次征討淮南時，就被迫啓用並不受他信用的李重進統領南下大軍。
爲解決這一問題，在兩次淮南戰爭中，郭榮給予了趙匡胤大量的領兵機會，算是將趙匡胤給培養了出來。
可趙匡胤緊接着就與郭榮恩斷義絕，現在也被外放去了地方。
周朝再一次面臨了相似的問題：若是突發大規模戰事，該派何人領軍出征？
如今的周朝可不是大一統的王朝，無論南北都有虎視眈眈的強敵。篳趣閣
範質在執掌大權後，首先要考慮的並非皇室的存亡，而是國家的存亡。
放眼現在的開封禁軍，有能力擔任領軍之位的武將可以說是一個都沒有。
先說侍衛親軍司。
都虞候，也就是侍衛親軍司的副長官韓通，此人在擔任都虞候前壓根就沒在禁軍裏幹過一官半職。
韓通本是先帝郭威的親信，自周朝創立以來一直在地方任職，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搞建設。
黃河決口了，去修大壩的是他；汴河淤塞了，疏通航道的是他；郭榮攻打太原時，挖地道的是他；河北遭契丹了，疏浚胡盧河的也是他；開封要擴建了，修築羅城的又是他；等到周朝從契丹手中攻取四州，爲霸州修築州城的人還是他......
靠着一手冠絕當世的搞建設功夫，韓通一路官運通亨，七八年間就從一名不入流武將幹到了節度使。
韓通本來在地方搞土木工程搞得好好的，可郭榮爲了制衡趙匡胤，大手一揮就將他調到了侍衛親軍司，乾的還是侍衛親軍司的副長官，位次僅在掛名的李重進之下，實際上就是侍衛親軍司的一把手。
一個搞土木的現在來統領兵力超過八萬的侍衛親軍司，你說他能幹的好嗎？
很難的啦。
至於說帶兵作戰？
郭榮都不敢用他，範質就更不敢了。
現在的侍衛親軍步軍司都指揮使袁彥也是同樣的情況。
他本來在殿前司任職，乾的是守衛皇宮的活，負責郭榮以及皇室的人身安全。
現在呢，郭榮將他調入了侍衛親軍司，去統領人數近六萬的步軍司，跨度之大，簡直不可思議。
袁彥他能領軍嗎？他壓根就沒單獨領軍作戰的經驗！
殿前司的情況則稍微好一點點，但也好不到哪去。
自趙匡胤離京後，殿前司裏就缺少了能夠一言九鼎的人物。
殿前司的二把手慕容延釗是郭榮指派的，與上述兩將一樣，都是爲了制衡趙匡胤。
此人位置雖然很高，但軍功卻少得可憐，在兩次淮南戰役中，都只統領過幾千兵馬，根本就沒法服衆。
而殿前司的其餘中高層武將都是由趙匡胤一手提拔的，他們基本都是些二三十歲的“小年輕”，缺少作戰經驗，也不足以服衆。
經過郭榮幾年如一日的搞平衡，所有老資歷且有帶兵能力的武將要麼被他殺了，要麼就被他“放逐”了，現在的禁軍可以說是將熊熊一窩，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範質雖然深知趙匡胤的威脅，但他也只能捏着鼻子把趙匡胤調到許州。
要不然契丹打過來了，範質一時間都找不到人領兵北上。
範質也知道趙匡胤與魏仁浦可能“有染”，所以在完成對趙匡胤的調度後立刻又將吳廷祚調回了樞密院，也學着郭榮搞了一波平衡。
不過不同於郭榮“放逐式”的平衡，範質的平衡之策更多的是在“用人”這一基礎上來做平衡。
李延慶也看出了範質與郭榮的區別，故而大膽一博，登門“獻策”。
“都說李三郎慧眼如炬，果然名不虛傳。”
見李延慶句句都切中要害，範質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那麼，李三郎妙策安處？”
“在下以爲，相公若要求得平衡，不妨將所有能夠領軍的武將都調到開封左近，若逢戰事，則可將多位武將調入京城，一部分領軍出征，一部分留守汴京，豈不兩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