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柬提到的環境和工資問題不是當下纔有，歷來都有這個問題。
由於大環境貪贓成風，一定會形成效應和惡性示範作用，反正大家都在幹，理直氣壯心不虧，我憑什麼不能撈，反而你不撈，就給人以鶴立雞羣格格不入，不是他們一夥兒的，你的官就做不下去。
至於工資問題，王柬說工資低，官員僅能保證最基本的溫飽和體面，不能有額外的滿足感，這話不假，但不是沒有問題。
如果每個人都一夫一妻，家裏少用人，七品以上基本是夠花的，到了四品肯定夠，還會有盈餘。
當然，這不現實。
而且這個標準，是四百年前開國定的，當時的一品大員一年的白銀俸祿是四十兩，俸料三百多石，職田六百畝，按購買力得摺合現代，得小兩百萬人民幣，這麼大筆收入，即便在四百年後的眼下，喫喫喝喝那也夠了。
但是如果家裏人多，那肯定不夠。一方面是人多嘴雜不夠，另一方面大環境貪贓枉法，你不搞點灰色收入和副業，你沒辦法活。
最後還有一個心態和認知問題，心態自不用說，眼紅人家妻妾成羣金銀如山，而很多背景貧寒的官吏大多有窮瘋症，在大環境背景下，墮落速度極快。
至於認知，任何王朝和經濟體，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膨脹。
理想狀態下，每年合理的良性通脹，有利於經濟發展。
但問題是，這農業社會雖然比遊牧、採集生產力和穩定性更高，但是由於缺乏科學認知和體系化的科學手段，抗風險能力仍然遠遠遜現代社會。
所以通脹時好時壞，往往跟天災人禍成正比，甚至多數時期都是惡性通脹。
這通脹大了，你還拿着四百年前的工資標準，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可要是提高工資標準，這農耕時代的生產力仍然很低，缺乏通信和快速交通，更要命的是中國自古是大王朝版圖，版圖越大，實際的通信效率、行政效率越低，要提高效率，就只能用人填。
所以甭看偌大的王朝經濟發達，但是養的官兒可不少。
岐帝國共計有一千五六百個縣，三四百個州，光縣令、刺史一級就得要兩千人，州六曹和縣六曹就是一萬兩千人，即便按平均工資十五兩計，那也是十七八萬兩開銷，合計撥付的口糧，得要幾百萬石。
這還不算地方上裏的衙役、公差、郵政、芝麻綠豆官兒，皇宮大內的太監宮女，朝廷的各部、各司，這要是都算上，光基本的養人花費，就得幾百萬貫銅錢，上千萬石糧食。
另外皇親國戚也是一大塊支出，養兵養將軍又是一大塊支出，就這三大塊，基本就把現在的國庫給分了，剩下的要搞點其他項目，根本不夠。
所以提高工資福利根本不現實，當下國庫也拿不出錢，即便提高福利，還不夠貪官污吏塞牙縫的。
尤其是王朝處於中後期甚至晚期，能夠不砍福利就不錯了，一砍福利肯定造反。
李自成爲什麼造反，不就是皇帝要改革，端他快遞小哥的飯碗嗎。
但是高薪養廉也沒用，不是哪個國家都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盤子小，招的都是家族ceo，他當然可以不貪。
最典型的是清朝，中期開始高薪養廉，但沒幾年全國貪腐成風，和珅甚至富可敵國。
所以高新養廉也有問題，關鍵是的制度得配套跟上，監督要到位，你不能一邊高薪養廉，一邊自欺欺人，放心官員一定會自律，然後高枕無憂睡大覺，結果還是貪。
如岐帝國這般乾脆不管的也是罕見，不管不問這麼多年，沒把王朝搞垮。
除了岐帝國昏君少，其實皇帝也不敢昏，因爲沒實權，你錢花多了，下邊的貪官污吏還瞎bb，因爲你花的多了，他們分贓就少。
所以岐帝國的明君比例奇高，至少一半都是實幹型皇帝。
再者，資本綁架政治也有一些好處，由於容易形成內部對外的擴張型共同利益，所以只要有利可圖，內部的矛盾就能調和。當外部威脅大大於內部分歧，又會形成一致對外的局面。
多種因素作用之下，岐帝國能維持四百多年到現在，還真是奇蹟。
九月二十九日，沈雲卿、王柬先到揚州，汪晨貴與趙東庭均不在揚州，已經率兵趕赴海通對峙。
庒縣民變後，汪晨貴反應倒是迅速，火速逃回揚州，一面向朝廷稟報，一面糾集兵馬前去圍剿，待等兵馬趕到海通，朝廷的處理決定也下到了揚州和海通，要汪晨貴先穩住局面，不得擅自圍剿。
於是現在是亂民包圍了海通周城，汪晨貴糾集了五千多人在州城以西與亂民對峙。
岐帝國實行軍事優先制度，財政也優先保障軍隊供應，財稅進入國庫之前，優先填滿地方駐軍和番軍，再入國庫，這就免去了兵部向戶部催款，戶部不給的局面。
當然，僅僅是正常預算，突發預算和戰爭開支讓然得戶部走賬。
同時推行宋朝的移防和將領調動制度，讓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但爲避免將領和基層軍官生疏和派系帶來的指揮失調，這就不得不說岐帝國的武科舉，太學生和禁軍。
武科舉每年選拔的進士和武卒太學生，一多半都從軍中選拔，保證了軍事素養和作戰經驗，經過培養調往各地充任州兵和番軍的中低層武官。
這一制度已經類似於現代的軍事學院，和軍官院校，很大程度上維繫了軍隊的技能與經驗傳承，以及軍隊對政權體系的忠臣。
而禁軍也不是金飯碗，禁軍的員額優先每年吸納番軍老卒補充禁軍後，禁軍員額增加，增加的這些員額，一部分實行末尾淘汰制度，轉入地方州和番軍兵下層武官，一部分能力過硬的調往各地州縣出任武官或武職文官，與隨同一起調入的裁汰禁軍，構成地方禁軍派系，直接受到皇帝的轄制。
由此從制度上，保障了軍隊人才使用處於流動和最佳狀態，加之最近一百年來經常對外開戰，岐軍的戰鬥素養極高，戰鬥力頗爲兇悍。
地方上的軍事機構始終高度靈敏，與大多數王朝晚期，軍隊失靈完全不同，稍微有風吹草動，岐軍即刻出動撲滅，所以碰到這樣的軍事制度，也算是農民起義軍倒黴。
你根本就沒有鞏固根據地，修生養息壯大實力的機會，隨便來個一千人的旅帥，肚子裏的壞主意都比你多，哪輪到你放肆。
但話說，軍隊這麼強，怎麼就沒反叛，或者說沒給腐化
要說一點沒腐化，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時代肯定有腐敗，或多或少而已。
之前說了，岐帝國的軍隊系統很特殊，尤其是禁軍的末位淘汰和武科舉，軍事院校模式這兩條。
禁軍下到地方，但是俸祿卻還在禁軍體制內，同時禁軍不光俸祿高，皇帝內司府每年有額外好處。所以禁軍下放的官吏待遇其實高於同等級的文官。
另外再就是岐軍實行功勳制度，禁軍的榮譽性，在軍卒眼裏不亞於進士。
太學的太學生才三萬多，禁軍就七萬，數量也是稀有的，所以禁軍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預防了腐敗。
其次是兵部系統受到宰相和皇帝的雙重壓制，歷代宰相又都是態度曖昧，軍隊系統要翻天，制度層面不存在空間。
現在不置宰相，兵部頭上的大山少了一座，但是多了戶部和薛伯充這座大山，比宰相更危險，兵部要做點什麼，在制度上和現實層面也沒有空間餘地。
所以有利一定有弊，關鍵仍在於變通和維繫一個微妙的平衡。
揚州撲空，沈雲卿、王柬火速轉往海通去見汪晨貴、趙東庭，兩日後抵達海通州城以西十五里。見到汪晨貴、趙東庭時，二人正在商量着怎麼剿滅民變。
“王大人此來可有陛下聖旨”
“陛下聖旨沒有，手諭有一封，汪大人請過目。”
王柬交出女帝手諭，隨即與趙東庭說
“刑部郎中趙東庭，揚州司馬付正瑞接旨。”
“臣領旨。”
聖旨和手諭性質上都是傳達皇帝的政令和軍事命令，不同在於手諭的執行力有商量的餘地，聖旨沒有商量的餘地。
當然，現代行政體系，上級部門發文如果有不妥的地方，下級部門可以立即反應，並暫停執行新規。但在封建王朝，那是不行的，聖旨是金口玉言天下千鈞，有旨不尊是爲忤逆。
但手諭在政治層面的強度要弱一些，是皇帝與大臣間商量去辦，根據實際情況，在大政策框架之下，靈活處理。此外手諭還有安撫和擡高大臣的作用。
汪晨貴好歹是一屆節度使，又是懷王的得力干將，更重要的是，沈雲卿高度懷疑女帝在江淮一定有參股，讓汪晨貴在江淮任上，就是來掩蓋真相，所以有些事情懷王那邊會通消息，女帝這邊也得關照，兩相之下，汪晨貴才知道最大的底線在什麼地方。
趙東庭由於辦砸了差使，一道聖旨聽參是履行正當程序。不過海通民變這麼快，跟他不作爲關係也很大，刑部一直在看風向，等着朝堂分出勝負，所以誰也不想得罪。
趙東庭下到地方自然就不怎麼賣力，到處打圓場，做好好先生，任由着汪晨貴、虞童二人。陛下的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