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由鄒漢勳、宋插聯名發來的。
兩年前，鄒漢勳結束在萊茵的三年培訓，乘坐荷蘭人的商船回了清國，宋插也一路同行。
在宋插的老關係運作下，花了兩萬兩白銀，約合六千英鎊，爲鄒漢勳買了個四品廣東按察副使兼驛傳道。此時清國官場賣官鬻爵已經是明碼標價，甚至有了功名的進士舉人，不花錢也是補不了實缺的。
鄒漢勳拿到這個位置是個沒什麼太大油水的官，也不算貴，但勝在能掌握清國官場消息，順帶還能結識不少上官。
最初這鄒漢勳還有一些勵精圖治的想法，但到任上幹了不到三個月，就知道這官場裏自有一套規矩，個人有什麼離經叛道的想法，那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畢竟仰仗謝綰的銀子當上了官兒，而且每年還從謝綰那裏領一份萊茵貿易代表的津貼，總得對得起人家的付出。於是鄒漢勳也不再想什麼經世濟國了，一門心思替謝綰打探消息，開拓人脈，閒暇時邊繼續苦讀備考，想走個正途，再升一下。
而宋插回到廣東，主要是找回南洋商人在廣東的老關係，替鄒漢勳鋪路；建立廣州的聯絡點以配合貿易代表帕爾默；另外就是與郭士立建立聯繫。
在澳門南洋商人的引薦下，宋插見到了郭士立。這郭士立頗通中國人情，見宋插雖說商人打扮，卻有一股子軍人的氣質，想來背景深厚，便熱情的接待了他。
一番寒暄後，宋插切入正題。他問郭士立，
“郭先生目前爲東印度公司服務，一年有多少俸祿”
郭士立皺皺眉，這是個很不禮貌的問題。但他估計宋插還有下文，於是含含糊糊的說，
“一年總也有個五十英鎊。”
宋插在歐洲日久，他知道此時英國的中產階級年收入也不過三十英鎊，郭士立給英國人做顧問、翻譯只是個兼職的閒差，多半也拿不到這麼多。
但按照謝綰的意思，宋插還是說，
“我受上司差遣，來跟您談一筆生意。您此後爲東印度公司翻譯的文件，你所聽到東印度公司對清國和東南亞的行動消息，賣給我們。我保您一年至少還能有一百英鎊入賬。”
郭士立愣了下，不屑的笑了，
“這是違揹我職業道德的，怎麼可能”
宋插也笑了笑，從揹包裏掏出一張紙，放到郭士立眼前。
郭士立疑惑的看了那張紙一眼，大喫一驚，
“這是這是我父親”
郭士立這是頭一次看見照片，但照片上的人卻再熟悉不過了。宋插點頭，改用流利的德語說，
“正是令尊。我們已經把他接到了德國境內一個安全的地方。您也是德國人，以前德國人在遠東不存在，如今我們來了，於公於私您都應該和我們合作。如果您不答應，那就不僅賺不到錢，而且很可能再也見不到令尊了。”
郭士立的底細是清國人絕不可能清楚的，更別說軟禁他父親、還拿出這種先進的留影技術作證據，加上宋插一口流利的德語，讓郭士立不得不信他的話。
郭士立端起桌上的茶杯，默然輕啜。
宋插又從包裏拿出十英鎊，放到桌上，推到郭士立面前，
“這算是見面禮，郭先生。雖然我們需要您經手的所有東印度公司的資料，但我們只是用來作爲將來進入清國市場的參考資料。作爲第三方，我們原則上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來影響清、英兩國的外交事務。所以您的行爲不會有什麼安全問題。”
然後他把鈔票放在照片之上，用指節在上面敲了敲，起身告辭。
不久之後，郭士立就與身處廣州的宋插建立了聯繫，開始輸送一些東印度公司的商務文件。至此1836年底，萊茵在清國的情報機構，由廣州南洋商人宋插、廣東按察副使鄒漢勳、澳門東印度公司華務顧問、翻譯郭士立三人爲核心構建起來。
這次鄒漢勳和郭士立分別拿到清國方面和英國方面對鴉片問題的情報。宋插彙總後覺得局勢在迅速惡化，於是派人給謝綰送了信，因爲謝綰在倫敦，信又輾轉到了倫敦。
謝綰看看信的內容，裏面包括兩個部分：
其一是1836年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在一次涉及清國事務的內部會議上，揚言要用武力對付清國；同年，在倫敦成立了“印度和清國協會”，這個協會旨在爲保護商人在遠東利益，協同各在清商戶，以推動英國政府採取強硬態度應對清政府這兩件事，郭士立都以中國通身份參與並擔任顧問；
其二是1836年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摺：
“今日之弊，事事以辦不動三字藉口，而其尤爲因循遷就者，莫如鴉片弛禁之議。紋銀出洋，誠爲可慮鴉片開禁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也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於一發而不可收。”
差不多同一時期，兩廣總督林則徐進言道光帝：
“鴉片流毒於天下，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
這兩件事都明發邸報，被鄒漢勳看到，謄抄之後轉給了宋插，繼而又到了謝綰手裏。
郭、鄒、宋三人見到這些情報，覺得情況緊急，而在謝綰眼裏，卻並不算個事他連後來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都很清楚，怎麼會對此時清英之間的嘴炮感到驚詫。
謝綰重新又在心裏衡量了下，萊茵和德國在這場註定的戰爭中該有什麼樣的立場和角色。
很快，信使攜帶着謝綰的回信返回清國。信裏寫了很多安排，在最後着重強調了一下，
“切勿擅動，靜待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