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野的年齡，看上去和村田和彥相彷彿。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檢察官方面首先證實犯罪事實，至於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帶事項的證實，根據情況，或者放在後邊去做，或者在辯護人方面進行詢問時，抓住機會進行反詢問。當然也不是沒有例外。
尤其是象現在這樣被告對起訴事實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時候，公審部的檢察官也感到難以處理。首先找幾個能夠證明被告的性格的證人，給人造成一種被告的話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後再進入證實犯罪事實的例子，我也經歷過幾起。
今野荒樹今年五十一歲，和朋友合作開了一個小型的商業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務經理。
當然，同樣是商業公司，有幾十億元資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頭的個人經營的小鋪稍微大一點的，可以說是千差萬別。今野這個“曙光商業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投聽說過。
“證人認識被告嗎？”檢察官首先循例問道。
“認識。”
“你們是什麼關係？”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是同一個部隊同一個連隊的，戰後被俘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們也在同一個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們也有所接觸。”
“那麼，我現在按順序問一些問題。證人是什麼時候應徵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應徵入伍，同年十月開到中國東北地區，在那裏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戰爭結束。”
“證人和被告是同時應徵，在問一個連隊吧？”
“是的……”
“部隊駐紮在哪裏？”
“在這四年當中，駐地經常變動，尤其隨着太平洋戰爭南線戰局惡化，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全都動員起來了。”
“說得簡單明瞭，很好。戰爭結束時駐紮在哪裏？”
“當時駐紮在北滿的滿洲里二百公里後方的虎鐵山，那裏可以說是國境一旦發生戰鬥，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線部隊的基地。那個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卻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糧食等物資。”
“那麼，蘇聯軍隊開始入侵的時候情況怎樣？”
“當時，我們當然以爲要開到第一線去救援。但是，關東軍首腦部的方針，已經達到混亂昏迷的極點，不能及時下達果斷的命令。我記得在戰鬥開始後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卻的命令，並叫儘量把物資運走，剩下的全部燒掉。在我們按照命令行動中，於八月十五日戰爭宣告結束，向蘇軍投降了。記得是十八日，我們納入了蘇軍指揮之下。”
“當時證人是什麼軍銜？”
“是陸軍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長【注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個時期入伍，同樣年齡的兩個人，爲什麼差那麼多呢？是證人晉級晉的特別快嗎？”
“當然，若是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的話，另當則論。不過我的晉級情況，也不過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點罷了。”
“就是說，一般的成績也能當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麼說，被告在這四年當中，就是到最後，連一等兵也沒當上，至少可以說他在部隊的成績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被告即使沒被提到軍法會議上去，在連隊內部受過處罰嗎？”
“以侮辱長官的理由，他受過三次禁閉處分。但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詳細情況我也記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隊有什麼危險思想嗎？”
“你知道，部隊這種地方，往往非常簡單地給一個事物下結論。因爲他是新劇演員，在入伍的時候就被人懷疑有赤色問題，從而受到了監視。在他受禁閉處分的時候，長官的頭腦中不能說對他沒有某種程度的先入爲主的成見。但我認爲，至少在部隊的那一段時間裏，他並沒有左傾思想。”
“那麼，被告的成績不好，並非來自思想問題，而是來自他性格的原因嘍？”
今野荒樹稍事躊躇，歪着腦瓜沉思片刻以後，開口說道：“軍隊這種地方，是一個與一般生活、一般社會隔絕開來的獨立世界。他的行動，在一般社會的一般情況下，是不成爲問題的。我不認爲他當時的性格有什麼特別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級軍官的眼裏，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好啦，戰爭結束以後，你們在哪裏的收容所來着？”
“在貝加爾湖以東約五十公里的頓巴斯收容所來着。”
“在那裏大約呆了幾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國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來的。”
“有先有後，是爲什麼呢？”
“我想是因爲船隻關係或別的原因。我們囚犯是不允許對蘇方的事情加以議論的。”
“聽況在那裏要‘洗腦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那麼回事嗎？”
“有的。”
“被告在那種教育中成績怎樣？”
“他好象比我們進步得多，記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數得着的好成績。”
“是因爲以前他就對共產主義思想感到興趣、產生了共鳴，所以進步才快嗎？”
“這方面的情況，我可一點也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簡直就象背誦軍人敕諭那樣拼命地背誦共產主義綱領——雖然現在全都忘掉了。”
“那麼，被告比證人先回到日本，是因爲作爲共產主義戰士而特別把他挑選出來的嗎？”
“當時好象也有這種說法，但那是蘇聯方面的祕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無從知曉。”
“他在收容所裏的生活態度，和在部隊時相比，有什麼變化嗎？”
“當時大家都顯得意氣消沉，而他卻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過去更加意氣風發起來。”
“可是，收容所的環境和物質條件不是比部隊惡劣得多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麼，被告反而振奮起來的原因當然是來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說是因爲被告對蘇聯人宣傳的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呢？”
“我想……是這樣。”
“那麼，我要問一問你們回國以後的情況。證人回國以後做的什麼工作？”
“最初身體實在弱得很，在老家靜養了大約半年。但也不能總是那樣晃來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個門路來到了東京。工作換了好幾個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現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