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談提職晉級的事,被告作爲一個士兵的素質很好嗎?”

    “他的刺殺技術相當高,其他方面都很一般。”

    “在部隊裏邊,他有要好的朋友嗎?”

    “當然,好幾年共同生活在一個班裏,大家喫一個鍋裏的飯,自然會產生一種戰友的愛。但不知怎的,他卻表現得很孤獨。”

    “那麼說,他沒有任何祕密都可以敞開來談的好友啦?”

    “我覺得他是沒有的。”

    “他這種孤獨的性格,到收容所以後也沒有改變嗎?”

    “是的,沒有改變。”

    律師的詢問,想達到什麼目的,我當時還琢磨不透。

    “我們接着談談大理石的問距。平岡伸這個人,後來怎麼樣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是商業公司的經理,一定知道做生意是有各式各樣的手腕的。”

    “那麼,關於賣衣服的問題,村田和彥的行爲,你不認爲只是一種手腕嗎?”

    “僅就這一點來說,可能是這樣。”

    “電視的問題又怎樣呢?”

    “總之,當時比市價便宜是事實,一直到現在我還在看,這個沒什麼問題。”

    “情況是,他問你可不可以買下他家裏的電視機,可實際上卻從裝配廠給你送來一臺。當然,在這次交易中,他可能得到一些好處,你說這不也是一種手腕嗎?”

    “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是這樣。”

    “那麼,過去你受過騙嗎?——當然是說在工作上。”

    “有幾次眼看就要受騙,還好,僥倖沒有陷進去。”

    “你的同事、同行或其他朋友,有受過騙的嗎?”

    “這種事情是聽到很多的。”

    “那麼,你大概也知道欺騙這種犯罪的性質,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差別,不過是一線之差而已。你沒有這樣的印象嗎?”

    “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就像是說,做生意這種事情,說到底,是以追求利潤爲第一目的。它好比是一條鎖鏈,一環套一環,最初的那個人的惡意,往往被誤認爲是第二人、第三人的惡意。你知道這樣的例子嗎?”

    這位律師的提問,很是微妙,今野荒樹也顯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你問的話的意思……我不懂。”

    “那麼,我們換個話題吧。你們公司碰上過空頭期票或支票嗎?”

    “這種事可太多了。”

    “這種事情,一般說來,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出票人有意開的空頭;另一種可能是,出票人預計有一項進款可供使用而開出票據,但收入的票據卻是空頭,以致使自己開出的票據也跟着成爲空頭。”

    “你說的就是銀行常說的‘背了黑鍋’嗎?”

    “是的。”

    “這是常有的事。”

    “若把這種情況套用在這次案件上,是不是可以說村田和彥在一定程度上背了平岡伸的黑鍋呢?”

    “這個,我可說不上來。”

    “那麼,讓我們假定伊波建設公司方面實際上拿出了三百五十萬元或一千萬元,平岡伸攜款逃跑了。這時候,從伊波建設公司方面來說,恐怕你也要成爲他們的懷疑對象,不是嗎?”

    “當然會是那樣。到那時候,我爲了證明自己清白無瑕,將要費很大力氣呢!”

    “再往前推一步,村田和彥不是也可以說是被害者嗎?也就是說,他完全是受了平岡伸的騙的。他並不知道對方的用意,把聽來的話鸚鵡學舌般地加以傳播,最後連他自己也被看做是夥犯。你說不是嗎?”

    “這可難說,到那時候,恐怕要看當事人平日的品行如何了。比方說,拿你剛纔說的期票來說,在受連累的情況下,銀行會根據當事人平時的信用如何,進行妥善處理的。”

    “那麼,剛纔你說你認爲村田和彥恐怕也有三七開或四六開的罪,是因爲你覺得村田的爲人不可信賴嗎?”

    “是這樣。”

    “請你舉出具體的實例好嗎?”

    “實例嗎……這個……”

    “那麼,是不是因爲他在部隊受過好幾次處分,你就認爲他是—個挑皮搗蛋的士兵的印象在你頭腦中起作用呢?”

    “也許是這樣……”

    “詢問完了。”百穀泉一郎爽快地說。又面向審判長說道:“審判長,我曾表示過,對於對被告的過去進行的人身攻擊,我將堅決予以回擊。爲此,我提出第三號到第五號物證。”

    “是什麼物證?”

    “笫三號物證是《大阪日日新聞》一九五四午四月五日第三版的縮小照片,我本想提出實物的,因爲沒有弄到手纔不得已提出照片。第四號物證是第三號物證中有關本案件部分的爲了便於閱讀的手抄件。”

    “什麼內容?”審判長很感興趣似地身子稍微向前一欠問道。

    “是有關平岡伸在大阪用同樣手法進行的詐騙事件的報道材料。其他各種報紙也有報道,我的助手在大阪府立圖書館調查的結果,以這份報紙的報道最爲詳細。”

    “是同年七月二十日大阪地方法院對平岡伸的裁判判決書,判的是三年徒刑。”百穀泉一郎喘了口氣接着說:“我是因爲聽被告村田和彥說,平岡後來去了大阪,又因重新作案坐了牢,纔派人去調查的。我不過是一個律師,對於我來說,在這種與本案主要事實沒有任何關係的調查上耗費精力,是相當辛苦的。可是今天得以提出這一物證,正是這一努力換來的報酬,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假如村田和彥和平岡伸是夥犯的話,在東京沒有達到目的,他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參與大阪的這一事件。但是這份報紙上並沒有他的名字;審判記錄上,即使作爲參考人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由此可以證明,在大理石案件中,村田和彥毋寧說是屬於被害者,至少他是沒有犯罪的動機的。”

    審判長頻頻點頭,這時我也驚呆了。在不知道這個大理石問題是否將在這次審判中被提出,也就是說在事先已經知道可能成爲徒勞的情況下,花那麼大氣力去調查此事,的確使人驚歎不己。

    “檢察官同意提出這個證據嗎?”

    “可以吧。”檢察官不慌不忙地把錄事交給他的文件過目以後,站起身來說道。頓時,他轉而凝視着律師席的雙眼,放射出了無以名狀的光芒。

    當然,那不是憤怒的,也不是憎恨的目光。毫無疑問,他己感到對手是一個絕對不容輕視的強敵。這時,他的眼裏充滿了強烈的鬥志和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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