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當時是一片真情，至少我是這樣……”
“一度邂逅相遇，也許純屬偶然，但後來又相會數次，是誰主動相約的呢？”
“不好說是誰主動，互相都說——下次什麼時候再見面呢？”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她是有夫之婦的呢？”
“第一次見面那天，詢問她的身世時知道的。我們分別以後，已經相隔十五年了。即使過去我們有過婚約，對她的變心我也沒有恨她的理由，何況我們根本就發有過婚約呢。”
“那麼，你們發生關係，是被告誘惑對方的嗎？”
“假若是強姦的話，我就得負全部責任。或者對方若是自己沒有過性生活體驗的處女的話，話也可另當別論。可是對方是一個洞知其中一切的已婚婦女，恐怕不能說全部責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吧。”
從另一意義上說，村田和彥好象是在氣得發抖——但從他說出這樣反擊的話，可以想見這個被告不是懾於死刑的命運而在戰慄。
“那麼，被告是說康子對你表示過使人一沾她就要陷進去的媚態嗎？”
“對您這樣的用詞雖然不能完全同意，但從客觀效果來看，也可以說是這樣。”
“那麼，被告怎麼知道她有那種意思呢？”
“在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康子又把我十五年前贈送給她的瑪瑙衣帶籤子帶在身上了。當然，這是我當時能買得起的東西，值不了多少錢，和她現在穿的衣服反而是不相稱的。這點東西她竟然保存了十五年，而且在和我重逢的今天，又把它帶在身上，我從這裏感到了一個女人的愛情。”
“你說你們發生關係，不好說是誰誘惑誰，那麼最初是在什麼地方呢？”
“在千馬太谷的‘若葉莊’旅館。”
“當然，在通姦罪已經廢止的情況下，你們的這種行爲，並不觸犯刑律，但是和有夫之婦發生肉體關係，被告精神上沒有一種罪惡感嗎？”
“多少有這種感覺，但在現實的喜悅面前，那種罪惡感就被衝到一邊去了。”
“是爲了肉休的喜悅嗎？”
“不僅是肉體的，也有精神的。”
“康子死後，在她的遺物中，發現了好幾封被告寫給她的情書，現在已作爲物證交上去了，其中有這樣兩首詩：‘愛戀他人之妻的悲愁，若能爲稱所體察，哪怕叫我罪人，我也欣喜若狂。’‘我的內心深處，藏着難言祕密，捨身而戀的本性，只能對你傾訴。’這詩是被告寫的作品嗎？”
“是從島崎藤村的詩集中摘引下來的。我覺得這詩最能表達我當時的心情，所以就抄錄在信裏邊了。”
“你們那種關係，一直繼續到下半年，一個星期相會兩三次，而且在一起摟着睡吧？”
“是的……”
“假若是那樣相愛，你們沒有想雙方都清算一下自己過去的結婚生活而正式結婚嗎？”
“我是想這樣做的，康子也說想這樣做，只是在這半年當中時機還沒有成熟。”
“被告在十一月和內妻【注2】順子開始過分居生活，就是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嗎？”
“我已經產生‘往者不可追’的心情，不能說在內心深處沒有過這是一個機會的想法，但是導致我們分居的直接原因，是與我和康子的戀愛沒任何直接關係的。順子對我們的戀愛關係也許已經有所察覺，但一直沒有表面化。”
“你和順子的結婚生活，持續了幾年？”
“從我回到東京的一九五〇年開始，大約有四年了。”
“在這期間，你們的夫妻生活還算圓滿吧？”
“是的。”
“突然出現這樣的破局，是什麼原因呢？你們的戀愛若不成爲問題，那麼什麼問題是直接原因呢？”
我想，他是在行使沉默權。即便是與本案無關的問題，被告若是執意拒絕回答的話，檢察官和法官是不能強迫他作出回答的。
但是，他採取這種態度，決不會使審判變得對他有利。這時我看到三位法官都微微皺了皺眉頭。
“那麼，今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被告採取了什麼行動？”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家裏，在畫行情曲線表。到了半夜十二點左右，康子掛來了電話。”
“在十二點以前，被告一直是一個人在家裏嗎？沒有人能證明你當時不在現場吧？”
“沒有。”
“康子的電話是什麼內容呢？”
“她的聲音完全變了，沙啞得簡直不象是康子平時的聲音。她說：‘我馬上想看到你，這裏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你馬上開着自用車來一下好嗎？’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她也不回答我，她只是哀求我什麼也不要問了，叫我馬上就去。我也不放心起來，馬上準備了一下就開着車去了。”
“東條家的住址你知道嗎？”
“雖熱沒有進去過，但地址是知道的。”
“當時你知道東條預定在哪天出差嗎？”
“在前一天的中午聽康子說過。”
“那麼，被告到東條家以後情況怎樣？”
“到門口迎接我的康子臉色刷白，她什麼也不說，拉着我的胳膊就往裏走，一直把我拉到裏屋去了，一進屋就看到東條的屍體躺在那裏。”
“在他生前，你沒見過他嗎？”
“沒見過。”
“那時，被告怎麼樣了？”
“我想我一定也變得臉色刷白，記得當時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但是過了一會兒，我恢復了平靜，問道：‘怎麼啦？怎麼死的呀？’奇怪是覺得有點奇怪，不過當時我還以爲是腦溢血或心臟麻痹忽然發作而突然死去的呢。”
“康子是怎樣回答你的呢？”
“她死盯住我的跟睛看着我，她那可怕的眼神，真使我有點毛骨悚然。過了一會兒，她開口說道：‘殺死的，是我殺死的。’”
“被告當時是什麼感覺呢？”
“當時眼前一下變得模糊起來，好象是一片雲霧，各種胡思亂想掠過心頭，說不上來是什麼滋味。”
“康子當時怎麼樣？”
“她一直沉默不語。也許是爲了使興奮鎮定下來，她把威土忌酒注入杯中一飲而驚—雖然她平時在我眼前從來沒喝過酒——把酒杯遞給了我，喃喃地說了聲‘永別了’。
我的頭腦清醒過來以後，喝了一杯酒，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這時康子怎麼說呢？”
“叫我按着順序再現她當時的話，是不可能了，總之，她說過這樣的話：東條憲司不知在什麼時候覺察到了我們的關係，他好象是爲了在現場抓住確鑿的證據，使了一個說坐夜車去大阪的計策，又偷偷地回來了。他大概推測到，他一出去旅行，康子一定會把我帶到他家裏來的。”
“這真地只是康子說的話，而不是事實本身嗎？”
“康子確實是這樣說的。但事實本身不是這樣，我在家裏一直呆到半夜十二點。”
“但是，什麼事物都有一個常識問題。說東條憲司覺察到被告和他妻子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於是以出差爲口實，給他們以幽會的機會，然後再闖入現場，抓住確鑿的證據，這種心理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實際上他沒有發現被告在他家裏的話，恐怕不會發生致命的搏鬥吧。比如，他說明一下計劃變了，改在明天早晨坐飛機出發，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真正意圖掩蓋過去嗎？若是一般人，一定都會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