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裏。”走到一間夾在精緻的小旅館和帶玻璃外牆的食料店之間的，樣式古典、棱角分明、四層高的公寓前，驅這麼說。我們走上低矮的石階，在公用玄關牆上的郵箱中尋找蘭伯特這個姓。
“在這兒。”
在一堆小郵箱之間，我發現了，姓名欄上的確寫着費爾南·蘭伯特。我有點興奮起來。終於要迎來解開聖·塞寧文獻這一歷史之謎的時刻了。
“驅，沒錯兒了，我們走吧。”
這是一棟沒有電梯的古老建築，樓梯很寬，扶手上有着精美的木雕裝飾。我們來到三樓，按照郵箱上看到的房號尋找蘭伯特的家。要找的房間在走廊的盡頭。驅叩門，但沒有迴應。我稍微用力敲了敲門。可是，房間裏一片寂靜，絲毫動靜都沒有。
“人不在。昨天我們發的電報，他沒有收到嗎？”
我們在卡爾卡松已經給蘭伯特發了電報，說我們會在今天下午到訪。我對跟蘭伯特見面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此刻的失落也相當大。就在這時，一名老人雙手抱着購物紙袋走上了樓梯，看見我們之後，急匆匆地從走廊上趕來。
“我就是蘭伯特。讓你們久等了。”
老人對等在門前的我們說道。他的聲音很響亮，沉穩又帶有深度。身上的夏裝雖然已經跟不上潮流，但還是端正地打着一條細領帶，不失禮數地做好了迎客的準備。
“一個人住的地方，請見諒。”
老人用鑰匙打開房門，把我們迎入室內。這位戰前長大的地方老知識分子，不知已過上多久的獨身生活了呢，總而言之，手抱購物袋的身姿還是跟他一點都不合襯。老人懷抱着普利索尼超市購物袋的身姿，有種不合時宜、生硬而不自然的感覺，讓見者不由得失笑。老人自己的臉上也面露微笑，彷彿他已經先一步拿自己的滑稽來取樂了，可見他的闊達心境。從中流露出的，定是經漫長歲月構築起來的知性，還有高層次的幽默氣質。
百葉窗關上了，第一個房間一開始很暗，仔細一看，地板、牆壁被至少數千本的書完全淹沒了。走過書齋，是寬敞的起居室，靠牆擺放的餐桌上，有爲我們準備的午飯。
“您在寫書嗎？”
老人開了瓶葡萄酒，手腳利索地切開、盛放冷肉時，我向他問道。書齋的桌上，在塞滿菸頭的菸灰皿和堆積如山的書之間，一沓厚厚的手稿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的，小姐。書名叫作《馬賽時代的西蒙娜·韋伊》，希望有生之年能寫完吧……”
“西蒙娜·韋伊在馬賽待過嗎？”
西蒙娜·韋伊在就讀巴黎高師時，是連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在她面前擡不起頭的才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夭逝的著名女思想家。我對這個突然出現在老人的話語中的名字多少抱有興趣，向老人問道。
“是的，韋伊在馬賽的生活始於一九四○年九月，終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有將近兩年——就是我們發行《南法通信》的年代。韋伊家是猶太人，在德軍進駐巴黎時逃難到非佔領區的馬賽。在《南法通信》狹窄的編輯部，我們經常跟韋伊展開討論。在夏天也跟她一起，在她家面朝着加泰羅尼亞海的海邊遊過泳，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韋伊的雙親決定逃亡到紐約，韋伊也隨他們而去，之後，她又捨棄了那邊的臨時住所，單身前往倫敦，爲的是參加對德抵抗運動。最終在倫敦死去。轟轟烈烈的一生。”
“亨利·杜爾涅是《南法通信》的同人作者之一嗎？”驅問道。終於進入正題了。我跟着問：
“我們很想知道，杜爾涅的《聖·塞寧文獻考察》登載到《南法通信》的經過，還有之後杜爾涅先生的行蹤。爲什麼登載了杜爾涅論文的那一期怎麼也找不到呢？其他期號全都在圖書館找得到。我爲了找那一期，花了不少心思啊。”
“嗯。那一期剩下的只有兩本。我們對外的說法是缺了一期。”
老人說出了令人震驚的話。全世界只剩下兩本，怪不得我再怎麼找也找不到。
“只有兩本了嗎？到底爲什麼啊？”
“印刷的時候，工廠裏的雜誌連原稿一起，一本不剩地被官府沒收了。印刷工留了兩本在一旁作爲樣本，幸運地逃過了搜查。”
“到底爲什麼會這樣啊？”我着急了，問道，“爲什麼警察會查收雜誌啊？”
“我還是從頭說起吧。”老人說着，把雙肘支在餐桌上，一邊用力地用拇指揉着太陽穴，一邊對我們說出一個長長的故事。驅用手指捋着劉海，靜靜地聆聽着。這是當這名青年對某樣事物抱有不尋常的興趣時，纔會有的動作。
“……經蒙彼利埃的友人介紹，一九四一年秋的某日，一名素未謀面的，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到訪我家。青年叫作亨利·杜爾涅，自稱對圖盧茲的鄉土史研究很感興趣。這時杜爾涅帶過來的論文，就是那篇《聖·塞寧文獻考》。”
雖然是初次見面，蘭伯特對青年知性、謙虛的態度有了好感，跟他保證，只要原稿的質量不差，便會在下一期刊載。經過編輯部的檢討，沒有發現問題，決定次期刊載。蘭伯特寫信通知了杜爾涅，而杜爾涅也禮貌地回信致謝了。
“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印刷廠遭到警隊的突襲搜查，剛印好的雜誌全部被沒收，當然，編輯部和我們的自宅也沒有逃過被警察搜查的命運。”
翌日上午，蘭伯特等人被傳召到馬賽的警察局，被問及的卻是一名逃亡的波蘭醫生投稿的多少帶點時事色彩的論文。該論文的筆者已經於前一晚在自宅被捕。關於這一點，蘭伯特等人怎麼也無法信服。的確，《南法通信》編輯部的方針裏面含有批判協助德國的維西政府的色彩，投稿者之中也包括了社會主義者，可是那篇論文怎麼看都不像是會成爲當局眼中釘的東西。在以前甚至刊載過筆鋒更尖銳的論文，連編輯部也認爲多少帶點危險色彩的，那時也完全沒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不過，在雜誌被沒收之前不久的一月二十四日，在非佔領區馬賽，剛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對六名對德抵抗運動成員的處決。下一次的處決發生在圖盧茲，二十人，在塞特港又因飢餓而引發了暴動。在情勢如此緊迫的背景下，每個人都預感到維西政府對反政府言論的規制和鎮壓會愈發嚴苛，對沒收事件產生的疑惑，也就漸漸地被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