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從杜爾涅的論文概要之中也能看出，那張用希臘語寫成的紙片，正是尋找聖·喬治所說的‘惡魔的祕寶’之所在的關鍵。杜爾涅本人主要把精力花在了書函的文本上，對解明聖·塞寧文獻與杜亞文獻的關係抱有的是學術上的興趣。他對所謂的祕寶並沒有怎麼當真。可能他因此暫時擱置了對羊皮紙的解讀。可是，有些人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而這些人在大戰中的法國，有着無法無天的權力和殘忍至極的手段，更甚於中世紀的獨裁君主。這就是不測的悲劇突然降臨到篤實的鄉土史研究者亨利·杜爾涅頭上的緣由。當我聽到那女孩說，逮捕杜爾涅的警察背後有兩名德國軍官時，我就察覺到這一點了。當我得知，德國人的真正目的是杜爾涅爲研究而從聖·塞寧教堂中借出的聖·喬治書函，或者說是書函末尾附錄的神祕的希臘語紙片時，就更加深了我的確信。這可怕的實情直到戰後纔得到揭曉，不過，**指揮者內部那些瘋瘋癲癲的、教人不敢置信的神祕主義狂熱，我在當時也已經多少有點聽聞了。杜爾涅肯定是落入了相信‘惡魔的祕寶”的存在的**狂人之手。我這麼想。
“那女孩真的很可憐，她哭着說，婚禮都快到了，我看得出她還懷了身孕。杜爾涅被捕後過了兩個多月，一點都沒有被釋放的跡象。不久之後我們得知，杜爾涅已經被移送到北方的德軍佔領區。對那女孩來，那幾乎是令她絕望的事實。當時在維西政權統治下的非佔領區，也有大量所謂的猶太人、反德分子被強行送往東方，在那些囚犯之中，可能也有着杜爾涅的身影吧。”
老人沉靜的語調中帶着無法撫平的憤怒。可是比起這些，我則興奮得幾欲手舞足蹈，因爲聖·塞寧文獻、聖·喬治書函的可怕祕密終於從歷史的深淵中冒出頭來，讓人得以窺見其冰山的一角。老人的話還在繼續。
到了戰後。我去質問一九四二年時的馬賽警察局長，知道了雜誌沒收事件的真相。果然，那兩名在圖盧茲操縱維西政權的德軍將校爲確保雜誌沒收能得到完美執行，親自趕到了馬賽。警察局長記得，那兩人的名字，是**衝鋒隊中尉克拉克，還有大尉費斯托。”
**衝鋒隊大尉費斯托……一個始料不及的名字闖入我的耳朵。不知不覺間我的口中幹得難受。老人告訴我的真相太有衝擊性，太出乎意料了。我茫然自失，驅的問話彷彿是遠方傳來的聲音。
“……克拉克。是馬丁·克拉克沒錯嗎？”
“是的，命令沒收雜誌的是馬丁·克拉克中尉，實際現場指揮的是沃爾特·費斯托大尉，局長是這麼說的。”老人斷言，其語調中不帶半點質疑的餘地。
“我能說的就是這麼多了。不過，從戰中的那次小事件，到這次你們給我寫信爲止，當中僅有一次，亨利·杜爾涅這個名字傳到過我的耳中。那已經是十幾年前了。戰後，《南法通信》的編輯部轉移到了巴黎，原主編是我的舊友，某日我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說，突然有名青年到訪他家，自稱是亨利·杜爾涅的兒子，說他知道所有實情，懇求我的朋友把那僅有一本的，登載着他父親論文的《南法通信》讓給他。據這位青年所說，杜爾涅果然還是在戰時的集中營裏死去了。這封信就是我收到的最後消息，我的朋友不久後也逝世了。”
“蘭伯特先生，您知道那位青年的下落嗎？”我隨口問道。
“信中說，當時，他就讀巴黎大學的研究生院，跟父親一樣，正在學習中世紀史。說他志願成爲專業的研究者。”
有什麼在我的腦中閃了一下。我忘我地投入了思考。對啊，要是這樣的話，所有的碎片都可以完整歸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將亨利·杜爾涅送入人間地獄，折磨至死的人是沃爾特·費斯托，三十幾年後，原衝鋒隊大尉沃爾特·費斯托被人用鈍器和弓箭，鄭重其事地殺死了兩次。那個人，到底是誰呢……
“那位青年也姓杜爾涅嗎？可是，他的親生父母正式結婚前，父親杜爾涅就被送往**的集中營了，那麼他應該……”
“對，小姐，跟你想象的一樣。那時候，來到我家的那位圖盧茲的年輕女孩，自我介紹叫貞德·西爾萬。那位打從出生起就沒見過父親一面的青年，到頭來估計是跟母親姓了吧。我朋友的信中，那位青年自稱查理·西爾萬。”
雖然已經略有預感，可當我從蘭伯特老人的口中聽到查理·西爾萬這個名字時，全身的血液彷彿都在逆流，腦髓被灼燒一般，興奮得難以自已。我知道，還有無數的細節需要我去思考。比如說，沃爾特·費斯托的公文包裏面裝的東西；又比如說，西爾萬殺害沃爾特·費斯托這個殺父仇人時採用的方法。還有，爲什麼沃爾特·費斯托經過三十幾年的歲月，特意重訪蒙塞居爾來送死，他的真實意圖是什麼？還有對驅的狙擊事件和那封恐嚇信。還有他在卡爾卡松殺害諾迪埃的方法和動機……可是，蒙塞居爾連續殺人事件這個拼圖的最主要部分已經嵌到了該有的地方，這點是沒有疑問的。我沉浸在強烈的興奮之中，全身發熱，不禁長吁了一口氣，那氣息熱得彷彿要燒傷我的舌頭。
我在短時間內接連知道了太多的新事實，在強烈的混亂之中拼命地思考，想將各種碎片整合成一套首尾一致的邏輯體系。老人和驅在我身邊繼續着平靜的對話。今天，從蘭伯特老人口中得知的這一系列衝擊的新事實——聖·塞寧教堂的年輕神父的友人、圖盧茲的鄉土史學家跟《南法通信》的神祕論文的投稿者亨利·杜爾涅其實是同一個人；戰中發現的聖·塞寧文獻之中包含有聖·喬治送給教皇的書函；在埃斯克拉芒莊被殺的德國人沃爾特·費斯托，是曾經將杜爾涅送往集中營的**衝鋒隊的將校；還有巴黎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查理·西爾萬，其實是亨利·杜爾涅的兒子——面對這些給我帶來壓倒性震撼的新事實，驅彷彿早在預料之中，沒有改變半分那種沉着冷靜、漠不關心的態度。
“亨利·杜爾涅的事件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到三月之間發生的吧。”驅說道，“說起來，剛纔您提到的西蒙娜·韋伊，她的一家人爲了橫渡大西洋，先從馬賽乘坐汽船趕赴卡薩布蘭卡，這件事發生在同一年的五月中旬。就是說，杜爾涅事件有傳到韋伊耳中的可能性吧。”
“韋伊一家出發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船名叫作‘利奧泰元帥號’。送別她的，是跟韋伊兄妹都有頗深交情的皮埃爾·奧諾拉、伊蓮·奧諾拉這一對兄妹。別離之際，奧諾拉兄妹說：‘西蒙娜，再見了。不是在這個世上，就是在天國。’韋伊是這樣回答的，‘在天國已經見不到我了’。這是韋伊在馬賽，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