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家有美妻好種田 >朱元璋是龍還是英雄
    公元1328年是中國的龍年。龍在中國是祥瑞的象徵,在西方卻是邪惡的象徵。無論如何,這一年中外歷史充滿了動盪,卻又蘊含着無限的生機。

    蒙古帝國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宛如一陣歷史的狂風,席捲了大半個亞歐大陸。但取得勝利之後,蒙古帝國下屬的各個汗國由於爭奪汗位,經常處於動盪中。在公元1328年這一年中,蒙古帝國的宗主國——元朝便換了三位皇帝,出現了四個年號。

    正是在這個動盪之年,朱元璋出生在淮河南岸的鐘離東鄉,也就是現在的安徽省鳳陽縣。鳳陽當時並不是一個好地方,不僅淮河經常氾濫,淹沒這個地方,而且南宋以來的長期戰亂也不斷衝擊這裏。但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能磨鍊人,朱元璋從小便不斷經歷着各種各樣的磨難。朱元璋的父母都是窮苦的農民,生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朱元璋是他們的第四個兒子。“元璋”這個名字是他從軍以後由儒士取的,他原來的名字只是按照當時的風俗,將出生時父母的年齡相加,叫作“重八”。這種取名方法十分普遍,元末另一位梟雄張士誠原名張九四,他的弟弟張士德原名張九六。

    從皇覺寺到紅巾軍

    疆域空前遼闊的蒙古帝國,雖然在不斷的皇室內亂中動盪不安,但它在14世紀的突然崩潰卻與自然災害的衝擊有直接關係。14世紀中期,一場蔓延於亞歐大陸的大旱災導致大量人口、牲畜死亡,而來不及掩埋的屍體慢慢腐爛,導致了瘟疫的大規模流行。作爲草民,朱元璋的父母、大哥由於災荒喫不上飯,營養不良,很快便感染了瘟疫,不幸病故。窮苦的朱氏兄弟在父老鄉親的幫助下,將父母、哥哥草草安葬後,便各謀出路去了。

    朱元璋的選擇是到皇覺寺出家。如今人們一看到某人出家,就會認爲這個人信仰佛教,或者信仰道教,是一個信仰問題。其實在古代社會,出家在多數情況下是一個生存問題。中國古代雖然有救濟窮人的制度,政府設有養濟院、漏澤園收容孤苦無依的老人,民間的富人或者宗族也會在發生災荒時施捨米粥,但其規模、力度與數量龐大的窮苦人口相比,顯得遠遠不夠。而大量寺院、道觀在災荒時通過施捨窮人招徠信徒,從而擴大自身勢力,可以起到很大的彌補作用。信不信教另說,先把肚子填飽,當時皈依佛道的人很多都是抱着這個想法。朱元璋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史料與研究說朱元璋信仰佛教,其實未必,他對各種思想體系都有興趣,是一個爲了穩固政權,什麼手段都可以採用的典型的實用主義者。

    隨着災荒的範圍越來越大,投靠皇覺寺的人也越來越多,寺裏養不活這麼多人,就讓後來的僧人出去遊方。遊方也就是“遊於方內”,是僧人修行的一種方式,通過進入紅塵磨鍊心性,從而得道成佛。遊方的僧人們由於沒有盤纏,一路上靠化緣爲生,就像《西遊記》裏唐僧師徒四人一樣。所以,遊方實際上就跟要飯差不多。很不幸,朱元璋也在被遣散的僧人中。

    又過了幾年,在災荒的衝擊下,許多地區發生了叛亂,叛亂者頭裹紅巾,因此被稱爲“紅巾軍”或“紅軍”。當時還有一支隊伍,着青衫,被稱爲“青軍”。紅巾軍藉助人們渴望得救的心理,宣揚白蓮教教義,對人稱“彌勒下生”“明王出世”,前來拯救黎民百姓,在大江南北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在具有一定規模後,紅巾軍開始舉起民族獨立的大旗,標榜恢復宋朝統治,指責元朝“貧極江南,富誇塞北”,把財富都運到蒙古草原去了,才導致漢地的災荒。

    在朱元璋的家鄉,也有一支紅巾軍,駐紮在濠州,以郭子興爲首。紅巾軍當時的紀律非常差,大量殺人,搞得人心惶惶。朱元璋託庇於皇覺寺的那一絲安寧,也被兵亂無情地打破。這時,朱元璋幼時同村的一個叫湯和的小夥伴已經加入了郭子興的軍隊,他來到皇覺寺,動員朱元璋也加入紅巾軍。朱元璋開始時有所猶豫,沒有立即跟着湯和走,但看見兵亂越來越厲害,將要蔓延到鍾離,就卜了一卦,卦象顯示從軍吉利。於是他做出決定,趕往濠州,去投奔湯和。

    獨當一面

    朱元璋少年時期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生活,應該對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響,使其內心深處一直缺乏足夠的安全感。這種性格缺陷長期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他的從軍道路與建國施政方略。

    加入紅巾軍之後,朱元璋作戰有勇有謀,很快便得到主帥郭子興的賞識,不僅提拔他,而且將義女馬氏嫁給了他,馬氏就是後來的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就團結了一批能幹之士,勢力逐漸壯大。對於朱元璋的快速成長,郭子興的部下甚至郭子興本人都逐漸產生了猜忌、排擠心理。爲了避免與郭子興部發生正面衝突,朱元璋率領邵榮、徐達、常遇春、李善長等人向南獨立發展,渡過長江,佔領集慶,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紅巾軍的皇帝韓林兒封爲吳國公,朱氏政權由此開始成形。

    這一時期的朱氏政權,雖然開始招徠江浙士人,以充實政權體系,加強地方治理,但政權主體一直是以朱元璋爲首的來自淮河支流——濠梁河的政治羣體,也就是《明太祖實錄》裏所謂的“濠梁舊雄”。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規模殺戮武將集團之前,朱氏政權一直是朱氏家族與“濠梁舊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們到南京鐘山去看一下,便可發現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邊,埋葬着衆多“濠梁舊雄”。而那些後來歸附的文官,雖然很多也爲朱氏政權立下了很大的功勞,深受朱元璋信任,但只能在退休以後回到家裏,並埋葬在那裏,比如劉基也就是劉伯溫便是如此。朱元璋與“濠梁舊雄”的關係,真可以說是生死與共。

    對“濠梁舊雄”的控制

    但同患難易,共富貴難,兄弟雖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殘在二十四史裏實在是司空見慣。朱元璋升居吳國公之後,對他的部下而言,他從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躍而居於衆人之上,“濠梁舊雄”心中不會毫無波瀾。北大歷史系教授李新峯通過鉤沉史事,指出這一時期朱元璋藉故誅殺了對他的地位構成威脅的邵榮與趙繼祖,此後又平滅了與自己有姻親關係的謝再興的叛亂,從而完全確立了自己相對“濠梁舊雄”的權威地位。但從軍之後,尤其是這一過程中的兄弟反目與血腥殺戮,進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

    爲了加強對“濠梁舊雄”的控制,朱元璋採取了三種方式。一是重用自己的親屬。朱元璋先後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爲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權的所有軍隊;後者被朱元璋不斷升遷爲明朝的第三武將。但即使是對這兩個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駐守洪都,頑強抵禦了陳友諒的進攻,使朱元璋取得了鄱陽湖水戰的勝利,成爲統一戰爭中扭轉戰局的關鍵。但鄱陽湖水戰之後,朱文正因爲對朱元璋的封賞有所不滿,被囚禁至死。李文忠雖然在驅逐北元的戰爭中厥功甚偉,卻仍然被朱元璋不斷壓制,據說最後他的死也和朱元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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