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約“濠梁舊雄”。佔領南京之後，朱元璋進入到兩宋以來，尤其是南宋以來儒學的核心地區——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積極招徠這兩個地區的士人，可稱爲“江浙士人”，使之進入各級政府系統，與武將羣體一起管理政權。朱元璋的意圖一方面是要加強政權治理，另一方面也有以之制約武將集團，尤其是“濠梁舊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東四名士”，而其中尤爲朱元璋所倚重者，是很有謀略的劉基。朱元璋將劉基引入核心決策層，使之分割“濠梁舊雄”的軍政權力。
可見，在創立政權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響下，奉行十分謹慎的政治立場，防範任何反對派的出現，從而竭力將政權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內斂的疆域政策
公元1368年，朱元璋41歲，正值不惑之年。在這一年，他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響下，確立了內斂的疆域政策，因爲他認爲邊疆開拓可能會導致財政危機、社會動盪，最終會影響政權穩定。因此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明確宣佈對周邊國家不主動征伐。“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即使是對漢、唐積極經營的西域，明朝從建國伊始，也採取放棄態度。
但對於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朱元璋爲了防範其南下“復國”，仍強調積極備戰。“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不過，這種積極備戰的政策，也同樣由於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響下，大規模殺戮開國功臣，而轉入完全的防禦姿態。鑑於自己已經創業成功，朱元璋開始將矛頭對準與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其中的主體便是“濠梁舊雄”，以防範這一政治集團對政權構成威脅。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藉助“胡惟庸黨案”，大肆誅殺、驅逐“濠梁舊雄”中的文武勢力，嚴重削弱了“濠梁舊雄”在政治領域的影響。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鑑於北元已經滅亡，發動了“藍玉黨案”，此後又藉機誅殺了傅友德、馮勝，從而將包括“濠梁舊雄”在內的開國功臣剷除殆盡。經過多次殺戮，“濠梁舊雄”作爲一個政治集團，已經不復存在，朱氏政權由朱氏家族與“濠梁舊雄”共天下的格局，一舉轉變爲朱氏皇族“家天下”。在中央，皇帝直接統領文武羣體與天下軍隊；在地方，諸王節制天下軍隊，發現朝廷有奸臣，可以率兵“清君側”。朱氏皇族由此形成裏應外合、共同統治的政治局面。
朱元璋剷除開國功臣，雖然加強了皇權專制，卻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後果，那便是隨着武將羣體被誅戮殆盡，明軍喪失了進一步開拓邊疆的軍事能力。取代開國功臣掌握地方軍權的諸王，軍事能力與開國功臣相比，差距太大。開國功臣中，不僅徐達、藍玉等人可以直搗漠北草原，即使是中級將領如寧正等人，也有開拓一方的軍事能力。與之相比，北方邊疆軍權轉移至諸王手中之後，朱元璋一直不敢讓諸王北上漠北，而是一直讓他們在漠南草原來回巡邏，保持防禦態勢。
14世紀，莫斯科公國繼承了蒙古帝國的廣闊視野與政治威權制度，趁着金帳汗國衰落的歷史契機，通過擴張、兼併，迅速崛起，從一個小公國瘋狂地向整個歐亞內陸擴張勢力，形成了嶄新的俄羅斯文明。從地理位置、疆域觀念、擴張方式等方面來看，俄羅斯文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爲遊牧族羣在近代世界的繼承者。參照“大航海時代”的概念，可將俄羅斯這一時期的歷史稱爲“俄羅斯崛起”。蒙古帝國解體後，伊斯蘭文明同樣將伊斯蘭教“聖戰”意識與遊牧族羣騎戰風氣相結合，奧斯曼帝國、帖木兒帝國及其後裔在歐亞非積極擴張，不僅攻佔了基督教文明在東方的象徵——君士坦丁堡，而且向東進入中亞、東南亞，奠定了當今伊斯蘭文明的勢力版圖，可稱爲“伊斯蘭擴張”。
與以上三種文明相比，明朝雖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爲強大的陸軍與水軍力量，卻由於秉持內斂的疆域政策，對周邊國家不採取主動征伐態度，在明初大體收復元朝舊疆之後，進一步將飛翔之翼剪斷，在北部邊疆也放棄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並且在北部邊疆大規模修建長城，在東部沿海構建類似長城的軍事防禦體系。明朝這一政策，不僅使自己長期面對邊疆族羣的軍事威脅，揹負了極爲沉重的財政負擔，最終滅亡於長城邊疆的內外叛亂，而且爲其他文明的東進提供了歷史空間，是近世中國被其他文明趕超的關鍵原因。由此可將明代中國的歷史時代稱作“明長城時代”。可見，從14世紀以來世界史的視角來看，明朝的疆域政策使中國在世界近代史開啓之初，便站在了與世界主流背道而馳的歷史方向上，不僅深刻影響了明代中國的歷史道路，而且影響了近世時期中華文明的整體走向。
公元1398年，朱元璋71歲，到了古稀之年。正是在這一年，朱元璋因操勞過度而去世。許多皇帝影響了一代人的命運，而朱元璋卻影響了中國數百年的命運，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打上了自身鮮明的印記，而且對世界近代的歷史軌跡也造成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