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3月16日，陝甘總督左宗棠觀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憤恨不平，遂將海防、塞防實在情形及關外應剿應撫、籌糧籌運實在情形披瀝疏曰：
竊臣於光緒元年二月十二日，承準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元年二月初三日欽奉上諭一道，敕臣妥籌密奏。欽此。
敬驛再四，欽仰聖慮精深，無微不至，凡愚臣思念所及未敢率陳者，均已曲蒙慈衷鑑諒，訓示周祥。跪聆之餘，譬猶蟄蟲環戶，一聞春霆，乃悠然而有昭蘇之意也。
竊維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今之論海防者，以目前不遑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餉勻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無虞，東南自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
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議，上瀆宸聰。臣曾駐閩浙，稍知海國情形；及調督陝甘，雖拮据戎馬之間，迄少成績，而關塞徵戎局勢、地形亦嘗留意。既蒙垂詢及之，敢不必獻其愚，以備聖明採擇。
竊維英法美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別有奸謀。緣其國用取給於徵商，故所歷各國以佔埠頭、徵海口爲事，而不掠其土地、人民。蓋自知得土地則必增屯戍，得人民則必設衙司，將欲取贏，反有所耗，商賈之智故無取也。
惟其志在徵商也，故設兵於輪船以護之。遇有佔埠頭、爭口岸之舉，必由公司召商集議，公攤兵費，而後舉事。自通商定約，埠頭、口岸已成，各國久以爲利，知敗約必妨國用也。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
自輪船開辦，彼挾我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專心致志，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爲備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啓，顧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
論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餉銀。臣且就海防應籌之餉言之，始事所需，如購造輪船、購造槍炮、購造守具、修建炮臺是也；經常之費，如水陸標營練兵、增餉及養船之費是也。閩局造船，漸有頭緒，由此推廣精進，成船漸多，購船之費可省，僱船之費可改爲養船之費，此始事所需與經常所需無待別籌者也。
海防之應籌者，水陸練軍最爲急務，沿海各口風氣剛勁，商漁水手取才非難。陸路則各省就精兵處募補，如粵之廣、惠、朝、嘉，閩之興、泉、永、漳，浙之臺、處、寧波，兩淮之淮、徐、鳳、泗、潁、亳諸處，皆可訓練成軍，教之招募勇丁，費節而可持久。現在浙江辦法，餉不外增，兵有實用。臺防議起，浙之開銷獨少，似非一無可恃者比也。海防應籌者只此也。
臣軍二次凱旋入關，請撥軍餉四百萬，分六十萬兩畁陝，餘以餉臣部各軍。凡軍需、軍糧、軍火、軍裝、轉運、賑撫、津貼、招募一切，均挪移餉項，暫應急需，未嘗另立款目。嗣後戶部議撥各省關、釐二金解濟臣軍，而後臣軍之軍餉乃有八百餘萬之數。而裁撤冗兵、潰卒有費，撫輯土匪、安插茴民有費，局勢日擴，用費日多。
甘肅舊有各軍，均照臣軍每月發鹽菜、發糧食、發寒衣、發轉運費、發月滿餉。合計入關度隴，每年牽算，所獲實餉不滿五百萬兩，而應出之款不下八百餘萬兩。協餉到營，一散即盡；陳欠相因，旋成鉅款。
故臣軍每年初發滿餉兩月，繼則發一月滿餉尚慮不敷。每至冬盡臘初，輒繞帳彷徨，不知所措，隨時隨事加意撙節。
截至十二年臘月底，欠常年餉已達八百二十餘萬兩，挪空恤銀、賞銀三十餘萬兩，而各省、各海關積欠臣軍之餉則已達三千數百萬兩矣！
上年春夏之交，仰蒙聖恩，特給庫款一百萬兩。臣次第撤遣馬步四十營，續又撤馬步千名，省常餉二百餘萬兩。此即指八百二十餘萬兩之積欠餉數而言，非實銀也。肅州克復後，籌辦採糧、轉運，共計付銀三百數十萬兩，糧可供至本年見新。
糧資由涼運甘，由甘運肅，由肅運安西，由安西運哈密，約尚缺實銀數十萬兩。按戶部章程雖准許作正當開銷，而仍只取給於臣軍之餉，計又佔去一年應得實銀之數。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顧目前，而亦有所不能。況關外糧運愈遠愈費，甘肅全局應圖漸復舊制，經費又將有增無減也。
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兩年每年解到協餉約近三百萬兩，上年臺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廣東、江蘇解款稍減，而浙江則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萬兩，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萬兩，山東亦多解二萬五千兩。四省總計，所解實銀共二百四十餘萬兩。非賴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疆臣公忠之誼，則出關糧運鉅款欲停不可，欲墊不能，又不知計將安出也。
論者擬停撤出關兵餉，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撤兵之理；即烏魯木齊已復，定議劃地而守，以徵兵作戎兵爲固圉計，而乘障防秋，星羅棋佈，地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既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彌補西北之不足，何以重邊鎮而嚴內外之防？是塞防可以因時制宜，而兵餉仍難遽言裁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