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的時候，維克托就夢想着能有一天到柏林旅遊一次，但在那稍顯短暫的一生裏，他始終都沒能得到這麼一個機會，誰成想，現在他倒是出現在了柏林的街頭，只是此時的柏林根本不像一座城市，反倒更像是一個大號的拆遷工地，觸目可及的地方，全都是佈滿蒼白彈孔的殘垣斷壁。
且不說眼前這座城市毫無風景可言，就連走在大街上，腳下踩着那些或大或小的碎石瓦礫，時間長了，都會給人一種硌腳的感覺，而且走着非常累。
就在勃蘭登堡門前停住腳步，維克托回頭看了看，朝跟在身邊的瓦連卡揮了揮手，示意他通知人把車開過來，接下來，他準備去帝國總理府看看，主要是參觀一下希特勒自殺的2號地堡。
這次前來柏林，維克托不能停留太久，他必須在明天上午之前趕回去，以便準備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勝利紀念日大閱兵活動，稍後，他還將主持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一次工作會議，主要是佈置一項有關兵力調動的保密工作。
儘管在此前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同志代表聯盟向盟國做出了承諾，答應在對德戰爭結束的三個月後，蘇聯將正式對日作戰，但這個具體的時間，究竟是在三個月後的什麼時候，斯大林同志卻沒有交代清楚，而前後一個月的間隔，可不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就在蘇軍圍攻柏林的同一時間，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戰場以及中國戰場上，日本人也針對着美軍的進攻，做出了一些戰略上的調整。
在中國戰場上，四月初的時候，爲了摧毀中國的芷江機場，日軍在湘西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作戰，結果，整個戰事的進展，並不像日軍所構想的那般順利，武陽、武岡、芙蓉山，日軍接連受挫，損失慘重。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在沖繩的攻勢受挫之後，調整了部署，並在最近兩天發動了大規模的全面攻勢，日軍發起的所謂“神風”攻勢，沒有取得太大的戰果，反倒是其在沖繩島上的防禦，逐漸面臨崩潰的危機。
考慮到稍後美軍很可能會對日本本土發動攻勢，同時，其在中國的佔領也岌岌可危，日軍大本營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其新近下達的命令，是將分佈在廣東、廣西、湖南以及江西的部隊全數撤退，以收縮防線，採取防禦態勢。
換句話說，受佔據的壓迫，日本人已經放棄了咄咄逼人的攻勢，轉而進入了戰略防禦階段，而根據從中國國內傳回的情報顯示，中國一方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國民政府同樣也做出了戰略調整，其在正面戰場的全面反攻，已經全面展開了。
此前，爲了迫使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美軍曾經在三月份的時候，對東京實施了毀滅性的大規模轟炸，海量的燃燒彈幾乎將整個東京燒成了一片白地，但遺憾的是，日本人依舊沒有投降的打算，與此相反，他們的負隅頑抗反倒顯得更加瘋狂了。
在美國國內，針對美軍蒙受的巨大傷亡，已經有聲音在質疑杜魯門的能力了，那些試圖在新一輪選舉中將其趕出白宮的人們，用美軍在沖繩島所蒙受的巨大損失來質疑杜魯門，指責他的能力不足以出任總統的職務。
其實，美軍在沖繩島所蒙受的損失，與杜魯門真的沒有太大關係，即便是羅斯福總統還活着，這種損失也是無可避免的。
但政治就是政治，很多時候，這方面的問題都不是能夠依靠理性的解釋來解決的，因此，對於杜魯門來說，他要想在新一輪的大選中，摘掉自己頭上那個“臨時總統”的頭銜，成爲新一任的正式美國總統，他就需要一場巨大的勝利，而且，這場勝利必須在大選開始之前便被他收入囊中。
考慮到現實的種種因素，在德國人正式宣佈投降之後，美國人對聯盟對日作戰的依賴不僅沒有削弱，反倒是增強了，總的來說，他們不僅僅在盼望着蘇軍儘早對日宣戰，還指望着中國戰場上的國民政府，對日軍展開全面的反擊，以阻止入侵中國的大批日軍返回本土。
最近一段時間，尤其是在聯盟拒絕對蘇日友好條約進行續約之後，日本的情報人員在聯盟的活動便開始變的頻繁起來，他們一方面是試圖推動聯盟繼續置身事外，與日本保持和平狀態，另一方面，則是爲了監視蘇軍的動向，以便在蘇軍發動對日作戰之前，獲得有用的情報信息。
最高統帥部給維克托，也就是給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下達的命令，是儘量保證蘇軍在遠東地區軍事部署的保密性，但維克托卻是非常的清楚，這種事情要想保密是不可能的。
從聯盟的西部地區到遠東地區，足有數千公里的距離，與此同時，蘇軍的兵力調動又不是一個團一個營，而是集團軍爲單位的大規模兵力調動，不說別的，僅僅是按照鐵路部門的預估，這次部署行動需要動用的列車車廂，就多達十四萬節。
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怎麼保密？
因而，從實際角度考慮，維克托認爲對內情報局、反諜報局所能做到的最佳結果，就是不讓日軍或許蘇軍的具體進攻計劃以及進攻時間。
維克托的座車是由蘇軍駐柏林管制委員會安排的，不是維克托所習慣的伏爾加，也不是軍用吉普，而是一輛奔馳轎車，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一輛奔馳770K防彈車。這種車是希特勒所乘坐的，全世界一共有17輛，而維克托所乘坐的這一輛，是管制委員會從戈林的別墅裏查抄出來的，稍後，等斯大林同志前來柏林參加會議的時候，這輛車將作爲他老家人的座駕。而等到斯大林同志離開柏林之後，這輛車則會被運回莫斯科，收藏到聯盟的國家博物館。
乘坐着舒適的奔馳轎車，維克托去了一趟帝國總理府，參觀了希特勒自殺時的地堡，向負責鑑定工作的技術人員，詢問了對希特勒屍體的鑑定結果——這其實就是走一個流程，象徵性的意義要比實際意義大的多。
在參觀完了帝國總理府之後，維克托又乘車離開柏林市區，去往位於柏林南郊三十公里處的波茨坦採西林霍夫宮。
與之前召開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時的情況不同，這一次，蘇美英三國首腦在柏林的會談，並不是什麼祕密，各國的媒體早就透露出了相關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會議召開的地點，也就是波茨坦，從安全性上來說，是絕對一點問題都沒有的，畢竟僅僅是蘇軍，就在該地區部署了兩個集團軍。
如今的波茨坦處在蘇軍的絕對控制之下，作爲英美的安全團隊，兩國只是派遣了一支小規模的安全部隊入駐，而且，這支安全部隊也沒有住進採西林霍夫宮內，而是在永芬湖畔的一處私人公寓內安頓下來。
維克托在採西林霍夫宮視察了一番，隨後，還與美方的代表，鼎鼎大名的史汀生先生碰了個面，簡單的商談了一下采西林霍夫宮的安全警衛分配問題。
史汀生的確是個很有名氣的人，他早在30年代的時候，便出任過美國的國務卿，著名的“史汀生主義”就是由他提出來的，也是由他名字命名的。
說起來，當年史汀生提出的“不承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反日鬥爭是有益的，這一點不能否認，不過，維克托還是不喜歡這個人，而他之所以不喜歡這個人的原因，便是受了對外情報局一份情報的影響。
按照這份不久前才由華盛頓情報站提供的情報顯示，史汀生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祕密報告，建議修改此前由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要求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的政策，給予日本“等同於無條件投降”的待遇，以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
必須明確的是，此人就是第一個提出在戰後保留日本天皇制度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此人第一個修改了同盟國之間，從卡薩布蘭卡會議開始，就達成的協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