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皇俄國的歷史上，有關究竟是將列寧格勒作爲帝國的首都，還是將莫斯科作爲帝國首都的爭論，足足延續了兩三百年之久，即便是在聯盟建立之後，這種爭論未曾平息過，但且不管聯盟的首都放在哪裏更合適，僅從城市地位而言，列寧格勒就具備着三個優勢，即它從十八世紀開始，就具備了的三個屬性：國家文化中心、主要港口城市以及國家現代經濟的一級。
在維克托前世的時候，日丹諾夫同志在各類媒體的宣傳中，似乎就是一個意識形態控制方面的暴君，按照那些文章中的說法，他對知識分子，尤其是文人的迫害簡直令人髮指，但實際上，就在日丹諾夫同志權力的核心城市——列寧格勒，文化自由的氛圍是相當濃厚的，在這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城市裏，存在着大量的文化沙龍、學者協會，而從衛國戰爭結束後開始，在這個城市裏甚至涌現出了大量的酒館。
平素，大量的文人、作家以及詩人，就喜歡聚集在那些文化沙龍、酒館裏高談闊論，而他們所討論的問題，則涵蓋了哲學、宗教、文化，甚至是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儘管意識形態保衛局的密探在對這些人的言論進行嚴密的監控，但卻從未有人去阻止那些傢伙說什麼，給沒有爲此而抓捕過什麼人。
維克托認同日丹諾夫同志在意識形態控制方面所秉持的原則：意識形態工作所要實現的目的，並不是控制人們說些什麼，而是要結束思想上的混亂，讓人們明白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是對的，什麼又是錯的。正是這種寬鬆的意識形態控制政策，給了列寧格勒足夠活躍的文化氛圍，因而，在過去幾年裏，列寧格勒作爲聯盟文化中心的地位正在日益凸顯，大量的文化藝術界人士，都在朝着這個城市集中。
而與活躍的文化氛圍相呼應的，便是列寧格勒蓬勃發展的經濟現狀了，當然，列寧格勒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也與聯盟其它地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別。
就在過去幾年中，列寧格勒在農業方面採取了兩項不同於聯盟其它地區的措施：首先就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從四四年末，也就是列寧格勒戰役結束後不久，時任的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庫茲涅佐夫，便在列寧格勒的黨政幹部會議上作出決議，爲恢復列寧格勒遭受重大破壞的農業生產，州委將加大在農業方面的投入，其首先強化投資的領域，便是列寧格勒州境內各個集體農莊的拖拉機站。此後數年，也就是從四四年到四八年之間的四年時間裏，列寧格勒州在農業方面的投入佔州總財政投入的比例，一度高達百分之二十五至二十七，而在同一時期，聯盟其它地區對農業的投入，不過只能佔到百分比的十二到十七。
而就農業的單項數據來看，以拖拉機站所擁有的拖拉機數量來做對比，列寧格勒在戰後四年的時間裏，拖拉機馬力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四，而在這個數值上，全聯盟的平均值卻只有百分之三十六。
另外，州委和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還頒佈政策，提高了農村技術人員的薪酬和生產自主權，以提供薪酬差異的形式，來刺激集體農莊在技術改進方面的積極性，必須承認的是，這樣的政策，的確是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裏，有效的促進了列寧格勒地區的農業生產積極性，當然，也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而在工業方面，列寧格勒同樣施行着與聯盟其它地區不盡相同的政策。從根子上來說，作爲經濟學者的沃茲涅先斯基並不看好全盤計劃的經濟模式，他認爲完全由國家控制生產、調節生產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將會出現大量的官僚主義，並從根本上制約經濟的發展，因此，他主張實行受價值規律支配而非受國家計劃支配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沃茲涅先斯基的經濟思路支配下，列寧格勒給予了企業更多的生產自主權，受此影響，列寧格勒地區的企業大都發展的不錯，甚至可以說是發展的非常繁榮。
其實，若是站在維克托個人的角度來看，列寧格勒現在所走的這條道路，無疑是正確的，因爲它從事實上改變了列寧格勒人的生活狀態，相比起莫斯科，這扇面向歐洲的“窗戶”，的確在社會生活氛圍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擁有更好、更寬鬆的條件，相比較而言，對於一個人類個體而言，若是能夠做出選擇的，恐怕將列寧格勒作爲定居地的人會更多一些。
不過話說回來，人總歸都是具備社會性的，就拿維克托而言，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爲他是一名重生者，在他前世的那個世界裏，列寧格勒人現在所走的道路，其實已經被人走了，而且還走的很順暢，但是，對於現在的聯盟而言，或者說是對聯盟的大多數決策者而言，列寧格勒人所走的這條路，純屬於“叛徒”之路，就像斯大林同志的評價一樣，列寧格勒人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復辟資產階級的政權。
人都是會得寸進尺的，這句話說的真是半點都不假，日丹諾夫同志爲列寧格勒文化界所提供的寬鬆氛圍，不僅活躍了列寧格勒的文化生活，提高了該地區文化工作者的創作熱情，同時，也給了某些人抨擊聯盟諸多政策的膽量和機會。最重要的是，作爲聯盟朝向歐洲的“窗戶”，列寧格勒不僅起着對外展示聯盟的作用，還起着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和理論的作用，但在很多時候，從外面引進來的東西，卻不一定是聯盟所需要的，也不一定就是健康的。
在過去幾年中，日丹諾夫同志所主持的意識形態工作，一直都在與世界主義作鬥爭，但在維克托看來，如今的列寧格勒，儼然已經成爲了世界主義者在聯盟的大本營，不僅如此，爲猶太復國主義唱讚歌，並抨擊聯盟在東歐地區各項政策的言論，甚至已到了公開化的地步。更有甚者，一些作家開始在他們的作品中詆譭衛國戰爭，詆譭蘇聯紅軍在某些戰役中的表現，抹黑蘇聯紅軍戰士的形象，將聯盟在戰爭初期的各種失敗，全都歸結到斯大林同志的身上等等等等。
實話實說，僅從這些方面來看的話，維克托甚至認爲阿巴庫莫夫所做的事情並沒有錯，在列寧格勒的某些人的確應該遭到清算，即便是槍斃了他們都不爲過。
毋庸置疑，文化工作者自然需要倡導文藝的進步和發展，其在講述某些故事的時候，自然也可以用上各種各樣的手法，但不管是爲了文藝的發展，還是爲了突出矛盾而使用的各種藝術手法，都不能與政治導向相違背，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從口號上講，一個國家當然要給文藝工作者足夠的創作自由，但這個自用永遠都是有限制的，就像一個作家不能在美國宣揚共產主義，倡導工人運動，不能在伊斯蘭國家倡導男女平等，倡導無神論一般，在類似聯盟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以違背國家意識形態導向的方式，宣揚自己所謂的藝術，顯然也是不可行的。
除此之外，在農業方面，列寧格勒所奉行的經濟政策，同樣不是沒有缺陷的。州委和州蘇維埃執委會頒佈的政策，給了農村技術人員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主性，其固然是提高了集體農莊的生產積極性，但與此同時，也催生了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等各種黑暗現象的產生。
在此前的列寧格勒蘇維埃代表會議上，有關農業相關問題的投票中，便有一批蘇維埃代表提出了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但卻沒有得到州委和州蘇維埃執委會的足夠重視，在維克托看來，這同樣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經過了幾年的建設，在列寧格勒州的集體農莊體系內，竟然又出現了大量的富農階層，從政治上來說，這也是一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