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聯盟情報工作的負責人，維克托對當時整個運動的發起與發展記的非常清楚，它的起因就是聯盟醫學科學院第一書記巴林在訪美期間，得知美國人非常看好醫學科學院通訊院士科柳耶娃和羅斯京兩人研發的一款抗癌藥，於是，這位書記同志本着蘇美友好的關係準則，直接將兩位院士的研究手稿和藥品樣本送給了美國人。
這件事傳回莫斯科之後，直接引的斯大林同志暴怒，於是，巴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後，直接被扣了個叛國罪的罪名，投進了監獄。
同一時間，自認爲在衛國戰爭中立下大功的猶太人團體，也在聯盟內部積極活動，他們與美國的猶太人團體聯合在一塊，向莫斯科施加壓力，要求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建立一個猶太人自治共和國。當時，文化界內的一些同情猶太人的文化工作者，就拿出世界主義的概念，作爲支持猶太人團體的一個依據，他們認爲人首先應該是世界的一員，然後纔是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的一員。所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爲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應該受狹隘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制約，而是應該以解放和幫助全人類爲己任......
於是，隨着衛國戰爭結束之後，蘇美關係的迅速惡化，這種所謂的“世界主義”，便被定性爲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打着世界國家和世界公民的口號，剝奪其它民族獨立權力和傳統文化，反對國家和民族主權的陰謀伎倆。
時至今日，再去談反對世界主義是不是正確，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畢竟就連提出世界主義、世界聯邦這一概念的愛因斯坦本人，都已經在幾個月前病逝了，而在這裏之所以重提這個話題，目的就是表明一點，即：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團結統一的，哪怕是以團結全世界無產階級爲口號的聯盟，也並不是真的沒有國家立場和民族劃分的。
不管到了什麼時候，莫斯科首先要考慮的，永遠都是聯盟的利益；華盛頓首先要考慮的，永遠都是美利堅合衆國的利益；而北平首先要考慮的，永遠都是中國的利益。
或許有人會道德感爆棚，總認爲正義和公理很重要，認爲所謂的公平、公正、公理是部分民族和國別的，加害者永遠都是加害者，受害者永遠都是受害者，所以，加害者就該受到譴責，受害者就該受到同情。但說到底，難道正義和公理就真的不分民族，不分國別了嗎？這種想法是不是過於天真，過於理想化了？
回到聯盟東進這項國策上來，作爲一個地緣橫跨歐亞兩洲，軍事力量世界排行第一，手中掌控着大量核武器，在東歐部署着百萬大軍的強大國家，聯盟的任何一項國策變更，都會對周邊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別說是聯盟了，就連後世的阿三哥，它每年的軍費開支調漲上一兩個百分點，都能在南亞地區引發軒然大波，而與之相對應的，作爲阿三哥的鄰國、宿敵，中國的軍費開始調漲上一兩個百分點，新德里就會瞪大眼睛，張大嘴巴，發出刺耳的尖叫。
什麼叫地緣政治？這就叫地緣政治，它告訴每一個國家，其國家整體實力越強，其政策的調整所帶來的影響便越大，而聯盟的東進便是如此。
歐洲從聯盟的東進政策中看到了利益，因此他們歡欣鼓舞；美國從聯盟的東進中感受到了威脅，因此他們在想方設法的制止；中國即從聯盟的東進中感受到了威脅，也看到了潛在的利益，因此，北平既希望能夠從聯盟的東進中得到一些好處，又希望能夠在地緣政治中，對聯盟施加一些約束。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整個西太地區迅速成爲國際熱點地區，其所帶來的改變，必然是迅速的，也會是深遠的。
從八月底開始，圍繞着聯盟的東進政策，整個國際格局都在迅速發生轉變。
不出意外的，馬林科夫在八月底的北平之行中，未能收穫到足以令人感覺滿意的結果，蘇中雙方雖然在政府層面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洽商，但最終並未能達成多少實質性的成果，莫斯科以十二個項目爲誘餌，試圖拉攏北平，在海南島設立長波電臺的計劃，也被北平方面正面拒絕。
九月初，在聯合國的一場會議上，墨西哥常駐聯合國代表突然提出，聯合國應該重新審視中國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的代表席位問題，作爲聯合國祕書長的哈馬舍爾德應該再次考慮向北平發出邀請，以恢復中國大陸地區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儘管墨西哥常駐聯合國代表的建議，未在大會上獲得更多國家的贊同，但一個簡單的信號卻已經發了出來，若是結合此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那一番說辭，任誰都能體會出來，華盛頓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已經發生了轉變。
就在此次聯合國會議之後不久，身爲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愛德華·卡德爾，突然對外宣佈，他已經接受了北平方面的邀請，將於九月中旬對北平進行爲期一週的國事訪問，而根據聯盟對外情報局所得到的消息，卡德爾的此次北平之行，其實是帶着祕密任務過去的，他隨身攜帶了一份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名義書就的信函，華盛頓方面希望能夠就中國南部島嶼的問題，與北平方面展開祕密談判。
對外情報局方面獲得了這封密信中的主要內容，值得莫斯科給予關注的一點是，艾森豪威爾在這份信中重申了美國建立島鏈防禦的目的，即華盛頓的目標並不是中國，也不是北平政府，除此之外，華盛頓方面願意接受一箇中國的原則，中國南部的島嶼並不在美軍的軍事防禦範圍內。
另外，同樣也是在九月中旬，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向國會參衆兩院做出說明，國務院方面已經就亞太問題，與白宮達成了統一意見，他們認爲，在今後若干年裏，爲了應對來自於蘇聯東進政策所造成的威脅，美國應該在亞太地區實施平衡戰略，即拉攏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亞太地區的國家，限制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擴張。華盛頓在制訂美中關係政策的時候，必須優先考慮如何促使北平遊離於蘇聯的影響之外，華盛頓很可能無法制止蘇聯的東進，但卻必須保證蘇聯人得不到以中國爲核心的數幹公里的戰略縱深。
中國西部複雜的地形，東部密集的人口，以及動輒數幹公里的地幅，一旦被蘇聯人利用起來，其對美國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那樣的未來，絕對是華盛頓所不能接受的，爲此，美國需要堅決貫徹這項平衡戰略，並在平衡的基礎上，對中國實施南斯拉夫化的改造。
同樣也是在進入九月份之後，巴黎的局勢也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原本跑去了安的列斯羣島的戴高樂，在九月初匆忙返回法國，他在接受《費加羅報》記者採訪的時候，極力宣揚他的兩項政治主張：第一，東西方和解的主張，第二，加快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主張。
戴高樂認爲隨着莫斯科出現“東向”的趨勢，歐洲迎來長久和平的希望也出現了，因此，他認爲包括法蘭西在內，整個歐洲，尤其是西歐地區的所有國家，都應該聯合起來，同“東方”和解，並藉此擺脫美國人的控制，甩掉英國人的操縱。
戴高樂公開指責南斯拉夫，稱貝爾格萊德是歐洲的叛徒，那裏的人正在想盡幹方百計的將矛盾，將戰爭的火種留在歐洲，在這一點上，南斯拉夫人的立場與英國人的立場驚人的一致。
毫無疑問，戴高樂的表態，其實也是西歐各個主要國家的觀點，他們普遍認爲美國人正在努力扼阻莫斯科的東進政策，而這種立場，就是對歐洲的背叛，一些歐洲國家的保守政治勢力，甚至認爲華盛頓的政策，就是讓整個歐洲在同蘇聯的內耗中流血致死，而這樣的結果只對美國有利。
西歐國家的表態，展現出了一個新的局面，那就是圍繞着聯盟的東進，當今世界的主要力量全都下場了。從表面來看，聯盟似乎因爲美國對北平的拉攏而陷入了被動，但實際上，隨着西歐各國的入場，聯盟所承受的壓力其實是減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