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王永興口中的接回來，還不如說是抄回來的。
爲了把這些流失在國外博物館的經卷抄回來，國內的學者花費了極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紀的敦煌學，敦煌文學研究是從蒐集、著錄、整理敦煌文獻開始的。
國內蒐集到那麼多敦煌經卷內容，離不開一代代學者的努力。
這一時期的敦煌文獻著錄實際上分爲五大塊，即國內、巴黎、倫敦敦煌文獻目錄和有關文獻散錄以及敦煌文學專科目錄。敦煌文獻的整理和蒐集、著錄是同步的。
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緊接着，羅振玉及羅氏家族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貢獻。敦煌文學專題文獻的出版也始於羅振玉。此外，劉復、鄭振鐸等也爲敦煌文獻的整理做出了貢獻。
說着，王永興就開始分享在1949年前，國內衆多學者整理蒐集敦煌文書的艱難經歷。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訪端方兩江總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書。端方想回購，伯希和卻不樂意，伯希和這個人佔有慾很強，他獲得這些敦煌文書，親自保管，從不讓外人染指，更別說發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這些文獻資料都鮮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記旅途中的筆記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險結束100週年時，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這種情況下，他好不容易購買到敦煌經書怎麼能會讓人回購，然而，伯希和這個人終究是學者，他好不容易獲得這些珍惜文獻，他是要向外界公佈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後就廣邀中國學者參加他展覽會。端方就通過董康將消息告訴北京學界羅振玉、王仁俊、蔣黻、董康、曹元忠、葉恭綽等人，讓他媽前往八寶衚衕參觀，並拍照、抄錄經卷開始了敦煌經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的展覽會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攜精要之本和已運回法國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
“不過說到這裏，就不得不提一個人，那就是羅振玉了。在清政府時期，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爲敦煌文獻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羅振玉，在敦煌遺書的收集方面可謂厥功至偉。正是在羅振玉的奔走呼籲下清政府纔將敦煌殘餘經卷運至北京歸京師圖書館收藏。羅振玉雖未參加六國飯店的展覽會，但正是他請端方敦請伯希和出售隨身攜帶的和已運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寫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寫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跟王國維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這個期間，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遺書在內的出土文獻。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處蒐集敦煌文獻之外，他還從曾前往歐洲調查敦煌寫本的日本學者那裏獲得不少敦煌文獻。1910年羅振玉計劃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遺書，委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去巴黎，張元濟又到倫敦和斯坦因商談影印敦煌遺書但最終沒有結果。”
說到這裏，王永興環繞一週，然後望向臺下，問，“除了羅王二人，諸位還知道哪些學者也曾經在海外蒐集過敦煌文獻嗎？”
一下子，還真沒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來，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都相互對視，期望能夠從旁邊的同學眼中得切確的答案。
奈何，並沒有。
這一切都是因爲時代的限制，在資訊不發達的情況之下，大家檢索資料靠的是去圖書館參閱，如果沒有刻意關注這個方面的知識，想要猜都很難猜測。
然後，慢慢的，衆人的目光就彙集在蘇亦的身上了，因爲在場的衆人，包括前來蹭課的，除了蘇亦之外，就沒一個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還回答了王永興的提問，這種情況下，大家只能夠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了。
這種下，王永興當然不會忽略掉蘇亦，“嗯，蘇亦同學，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對於這段歷史，蘇亦並不陌生。
他複試結束，在北大兜裏一週，就翻看了不少關於這個方面的書籍。
後世也有不少的學者在整理關於敦煌文書流失史或者說中國文物流失史方面的著作。
甚至，蘇亦還寫過相關論文。
所以，蘇亦站起來之後，幾乎就把涉及到他的學者點了一遍。
蘇亦說，“據我所知，這裏面的學者還挺多的，比如，之前王先生提到的董康，他就曾經到歐洲以及日本抄寫過不少的敦煌卷子。除此之外，應該還有傅芸子、劉半農、胡適、鄭振鐸、浦江、張素癡、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王慶菽諸位先生。”
結果，他剛說完，臺下就傳來一陣熱烈的議論聲。
“媽呀，怎麼那麼多人啊。”
“對啊，那麼多人，剛纔大家怎麼都沒能猜出來一個呢。”
“真沒有想到連胡適先生也在其中。”
“對啊，確實沒有想到，不過除了劉半農以及向達兩位先生之外，其他的，我一人都不認識。”
“這兩位是咱們北大的教授，其他的諸位先生並非出自於咱們北大，不知道的也正常。”
“別扯，鄭振鐸部長，你們會不知道？”
“好吧，我忘了還有鄭部長了。”
“其他的幾位先生，我確實不知道了。”
“我說你們就不疑惑，小師兄怎麼就知道那麼多嗎？”
“廢話，這有什麼好疑惑的，你們要是都知道了，不早就讀研了？還需要跟我們坐在這裏。”
“讀研怎麼了，小師兄不也跟我們在一起上課嗎？”
歪樓了。
但不管如何，衆人對於蘇亦的崇拜已經更上一個臺階。
實際上，不僅臺下的學生驚訝，就連臺上的王永興也驚訝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