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我在北大學考古 >第102章:那些把敦煌文獻從國外接回來的人
    一節課,課時45分,足夠蘇亦發揮了。

    建國前,不少學者爲了抄錄敦煌文書,歷盡千辛萬苦,然而,這種艱難,並不包括胡適,他在巴黎跟倫敦抄錄敦煌文書的過程,都非常方便,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關。

    1926年,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名委員之一,他以這種身份前往英國。在此期間,先後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翻閱敦煌資料。

    因爲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閱敦煌文書的時候,並沒有受到什麼刁難。

    而且,他去翻閱這些文書,並非爲了抄錄,主要是爲了做中國禪宗史研究,至於抄錄敦煌文書,更多是順帶的。

    這一時期的閱讀工作,爲胡適在後來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獻史料支持。從1926年開始,直到1962年,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始終是胡適研究中國早期禪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幾篇重要的禪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礎上完成的。

    正是由於敦煌文獻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獻在胡適禪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可以說,胡適在研究早期禪宗史過程中,敦煌文獻是其最爲重要的一手資料。

    不過他去翻閱這些敦煌文書的目的是爲了編著他的?中國禪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終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禪宗史,這確實是一大遺憾。

    然而,他的行爲跟劉半農他們一抄錄就是好幾年的學者來說,有着本質上的區別。

    所以,蘇亦對胡適這段經歷,只是一筆帶過。

    但對於他關於禪宗史方面的論文,蘇亦卻沒有選擇疏忽,“同學們,對禪宗歷史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觀看一下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章,當然,如果諸位對密宗感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翻看一下週一良先生的論文tantrisminchina,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學們閱讀。”

    然而,蘇亦也沒有深入講解,畢竟這些話都有些跑題了。

    所以蘇亦迴歸到其他抄錄敦煌文書的學者身上。

    他接下來說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鄭振鐸。

    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年僅60歲。

    “但鄭先生在1927年的時候,曾經避難巴黎。他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借到的第一份中國古籍便是敦煌文書。也曾經抄錄部分文書,1928年回國1929年發表敦煌的俗文學和詞的啓源後來又將所得俗文學整理出版。”

    “小師兄,好端端的,鄭部長爲什麼要去法國避難啊?”

    他剛說完這段經歷,臺下就有些學生髮問。

    蘇亦簡單解釋,“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羣衆,爲此險遭逮捕。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先後在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裏工作,這期間,鄭先生博覽羣書,也寫了諸多著作,而,抄錄敦煌文書也只是他其中一部分工作。”

    鄭振鐸啥人?頭銜很多,但蘇亦更加熟悉他翻譯的飛鳥集。

    “30年代國家公派的學者終於起程前往歐洲調查敦煌文獻。此外,還有一批學者自費到圖書館去抄寫敦煌卷子。然而,國內的學者去抄錄這些文獻並非一帆風順,同樣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難。”

    “比如,1933年底北平圖書館託清華大學浦江清與大英博物館商拍攝敦煌文獻佛經以外的寫本,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抄錄,再次遭到拒絕,甚至義務爲之編目也遭到拒絕。”

    就算屢遭拒絕,國內的學者也沒有放棄在海外抄錄敦煌文書。

    除了浦江之外,同樣還有學者繼續前往大英博物館抄錄文書。

    “然後,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張素癡來到了大英博物館。考慮到浦江清喫閉門羹,張素癡誰也不驚動,直接到陳列室內,利用展品的更換,一個字一個字抄錄了十數種珍貴的敦煌寫本資料。像武則天時代的經書長卷,18歲的女子以10匹絹的價格被賣掉的賣女契,妻子如何給婆婆及丈夫寫信的範文,解夢書,現存最早講解圍棋戰術的棋經等,就是這樣抄回來的。”

    “北平圖書館對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書的蒐集一直在持續,並沒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滯不前,1934年秋北平圖書館負責人袁同禮派編撰部索引組組長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閱和編輯攝影敦煌遺書,直至1940年德國軍隊佔領巴黎才前往美國。期間,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聖誕節假期前往倫敦觀看敦煌卷子。王重民從1934年開始在法國國立圖書館工作,整整5年期間,他拍攝了3萬張關於敦煌遺書的微縮膠片,工作的繁重難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婦在滯留國外十多年後纔回國。”

    “同樣,1935年袁同禮因寫經組組長向達在本館服務五年成績卓著,並對於經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然而,等1936年秋,來到倫敦的向達先生卻備受刁難。”

    “在向達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經記錄過這個過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顛博物館閱讀敦煌卷子。因爲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難,一年之間看到的漢文和回鶻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圖書館照了相當時並替清華大學也照了一分後來王有三先生到倫敦又替北京圖書館補照了一些……”

    說着,蘇亦還聲情並茂的朗讀向達先生的這些書信原文。

    這段文字,他多少有些印象深刻。

    之前,他在文史樓考古專業閱覽室他就觀看了向達先生翻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然後順帶翻看了他的其他作者。

    北大歷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蘇亦可以不讀,但向達先生的文章,蘇亦必須要讀,因爲向覺明先生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蘇亦的師爺,因爲宿白先生當年在北大文研所讀研的時候,就師從向達以及毛準兩位先生,向達和毛準兩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讓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下午到圖書館。

    當時,向達先生就是北大圖書館館長,他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期間,可以說北大師生最爲幸福的時間段,因爲向先生直接允許北大的老師直接進入書庫裏面看書。

    不過北大圖書館這個風氣好像保留下來了。

    蘇亦聽說,現在的北大圖書館,不僅允許老師到書庫閱讀書記,對於他們這些研究生也是開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書證過去圖書館,就可以進入書庫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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