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秉琦先生編寫的《戰國秦漢考古》講義跟俞先生72年以後編寫的《戰國秦漢考古》的講義，在框架上沒啥明顯改變但在內容上卻有了明顯的改變。
比如第一章，依舊是戰國、秦兩個歷史時段。
但內容確實做了一些調整。
光說還看不明白，但對比兩本講義的目錄，就比較清楚了。
蘇秉琦先生版本，第一章戰國、秦：一、文化特徵與材料分期；二、鐵器的使用和農業；三、手工業；四、商業；五、軍事；六、城市和社會生活；七、埋葬；八、文化藝術。
俞先生版本，第一章戰國、秦：第一節，冶鐵術的發生及其作用；第二節，列國城市的發展，第三節，埋葬制度反應的社會變革；第四節，青銅手工業的發展和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第五節，商品貨幣發展的標誌——金屬鑄幣的流通。
僅僅對比兩個版本的講義，就可以看出來兩位先生的治學風格。甚至可以從這些都可以窺探出一些學術思想的端倪。
瞭解蘇秉琦先生的人，都知道蘇先生的學術思想的核心就是類型學。
類型學方法早已被蘇秉琦推演到極致，由分析一種器物（瓦鬲）到一種考古學文化（仰韶），再由中華文化的六大區系類型到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辯證法，運用得至臻純熟，業已達到其頂點。
蘇先生最開始研究類型學的着作就是1948年，發表的《瓦鬲的研究》，從瓦鬲研究再對各種文化分區研究，再到後來的區系類型理論再到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的說法，類型學的研究貫穿始終。
蘇先生的弟子，張培忠先生後來選取了六個標誌性事件對中國考古學史進行分期，這六個標誌分別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發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後岡三疊層。
3.1948年，蘇秉琦發表的《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發表《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問題》。
5.1975年，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學術講演。
6.1984年，蘇秉琦發表《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重大課題》講演。
六個標誌時間，將中國考古學發展分爲六個階段，基本上以10-15年爲一個發展階段。這個分化中，蘇先生的文章入選三篇，佔有一半，個人主觀性極強。
凸顯出來蘇先生在新中國考古學的地位。
也可以從這些時間中，窺視到蘇秉琦先生學術思想的核心所在——類型學。
那麼迴歸到俞先生。
從他版本的講義，又能夠看懂什麼東西呢？
能夠看出來的東西還是挺多的。
冶鐵技術，沒啥好說的。
列國城市發展，也屬於城市考古的範疇。
然而，回到第三節，這裏面的內容就很明顯了。
建國以後，國內考古界也開始提倡要建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
何爲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就是馬克思理論指導下的考古學。
這個方面，就需要從社會關係入手，因爲社會關係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早年間，蘇先生就因爲研究瓦鬲陶器這些器物學受到衝擊，說他研究考古學只搞物研究人。
所以早年間，俞先生對考古學的研究也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範疇。
後來俞先生有一本書《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就是他關於社會形態研究的成果總結。不過這本書在學界內，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卻充分反應俞先生的學術思想。
此外，講義的第四節青銅手工業的發展和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尤其是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這部分內容，也突出了俞先生的研究特點。
這都跟他早些在考古所的工作經歷有關。
1954年畢業後，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參加了半坡的發掘。還挖了一個月的白鹿原唐墓。夏鼐先生就讓他寫白鹿原的發掘報告，所以當時在西安唐墓分期方面做了一點工作。1955年報告定稿，1956年發表。
俞先生寫白鹿原報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收集漢長安城的材料，並作實地調査，結果找到了阿房宮遺址。又在灃西發掘了半年，從陝西龍山到東周。
這段時間，對俞先生來說至關重要，田野能力飛速提升。
大家都疑惑，阿房宮遺址是怎麼被發現的，這部分就有俞先生功勞。
只不過阿房宮遺址的面積，一直到李毓芳先生當阿房宮考古隊領隊以後，才確認阿房宮因爲戰亂沒有來得及建完，並沒有杜牧《阿房宮賦》描述的：
“它從渭南到咸陽覆蓋了三百多裏地，宮殿高聳，遮天蔽日。它從驪山北邊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陽。”
更沒有被大火付之一炬。
所以瞭解這些前輩的經歷，也是學習考古學一個好的切入點。
蘇亦一直鼓勵大家從人物關係學習考古學，瞭解俞先生的生平，很多考古常識，自然而然就梳理起來。
有了這段經歷。
俞先生在講解秦漢考古的時候，必然會講到漢長城遺址，講到阿房宮遺址。
這兩個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秦漢考古最出名的考古遺址。
跑題了。
回到俞先生當年在考古所的工作經歷。
1955年底，俞先生到洛陽跟夏先生搞黃河水庫調査。
1956年初，他到三門峽搞棧道調査，坐羊皮筏子過了黃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漢代的題刻。那天共發現了一百多處。當天晚上到洛陽，第二天他就給夏先生寫信，寫了十六頁紙。
夏先生立即決定正式勘察，調了五六個人，幹了ー個多月。之後在陝縣劉家渠挖了半年多的漢代和隋唐及宋金墓葬，並找到了陝縣上村嶺的號國墓地。
俞先生在三門峽的發掘經歷，也是他正式切入楚文化研究的契機。
不然，也不會有講義上所提及的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
前面提及俞先生是蘇公的弟子，他肯定繼承蘇公的優良傳統，在類型學上有極深的造詣，漆器也是一種器物，至於爲什麼關注工藝表達，就跟他大學時代的心願有關了，這畢竟是一個興趣愛好在美術史上的先生。
尤其在後來，隨着俞先生在楚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後，還提出了另外一個研究考古學方法論——文化因素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