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基本上都是要圍繞他們的成果而對自己的思想和理論進行闡。
而如今，卻又不同。
現在，諸子百家的巨頭們面臨的世界形勢和天下形勢，與他們的祖師爺完全不同。
今日的漢室，雖然還說不上四海昇平，九州道路豺狼。
但卻也是安穩和平的盛世時光。
商賈勢力大興，各地的工商業越興盛，由此帶動了天下人口流動度的加快。
特別是安東的屯墾移民以及淘金潮的到來，更是加了這一進程。
各個學派，於是不再侷限於某地。
而是開始隨着時代的展而向天下延伸。
這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也帶來了許多新挑戰。
這迫使諸子百家中的聰明人和有遠見者，不得不去思考和解決這些遇到的問題和挑戰。
魯儒就是因爲無法解決這些遇到的問題和挑戰，而在近幾年，不斷衰落，如今甚至連老巢都要公羊派和穀梁派給端了的悲劇。
正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其他人看到魯儒的慘狀，但凡有些危機感的，都不得不加快強大自身的進程。
於是，包括儒家在內的所有學派巨頭，都不得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蹲下身子，仔細審查民間民情和天下變化。
而不能再跟過去一般，高高在上的談着什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不顧實際和現實，非要談論遙不可及的三代之治。
這樣做的傢伙，肯定會被時代淘汰！
而這樣一來，自然而然的肯定會出現不同想法和不同思考方向的人。
而這些人提出來的思想理論和應變之道，又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完善，漸漸形成一個個看上去似乎差不多，但實際上南轅北轍的派系。
譬如，思孟學派和重民派，都在高舉孟子的旗號，主張仁以愛人，義之所在萬死不辭。
但實際上呢？
思孟學派，宣揚的是‘仁義禮智善’，講究的是誠心誠意的對待學問，有些類似苦行僧一樣，認爲只要心誠，自然學問做得好，學問做得好，自然是君子，君子自可治世。
總的來說，還是儒家的那老一套。
但重民學派則不同。
他雖然也主張仁以愛人，將孟子視爲祖師爺。
但它徹底摒棄了個人道德和行爲對天下造成的影響。
重民學派認爲，只要有利於百姓，有利於民生，有利於人民，哪怕是小人，做的事情，那也是好的。
反之，道德水平再max，也可能誤國。
對此，這兩派口水仗已經打了無數回。
彼此都宣佈開除了對方‘孟子傳人’的身份。
而從繡衣衛的檔案和報告裏，也能看出這兩個學派所依附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
思孟學派是興盛於梁國和三河地區一帶，主要依託地主和士大夫階級的學派。
這自然就決定兩者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陣營的。
將所有的這些，在心裏過了一遍，劉徹走出自己的御書房，來到外面，望着這繁華的世界，璀璨的世界，道：“制詔：朕聞，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今天下有諸子，或曰孔子之學，或曰申韓之士，或曰黃老之長者，或曰墨翟之門徒，皆博聞多識，有治世之才！
今朕夙興夜寐，願與宇內之士，臻於聖道。
其於石渠閣，備酒三樽，靜候天下名士，與共稽參政務！”
立刻就有尚書郎領命，錄詔，然後稍加潤筆後進獻劉徹案前，劉徹在檢查完後，隨即在上面加蓋自己的天子印璽，然後將它交給一位侍中，囑託道：“下御史，頒佈天下！”
這不是國政，也不是政策的布命令。
只是一道對天下諸子百家各大學派巨頭的徵集令。
自然根本不需要御史大夫衙門討論，然後交由廷議商議。
皇帝一言可決！
所以，接到詔書後的御史大夫晁錯幾乎沒有怎麼考慮，立刻就在詔書上附署名字，然後將它交給御史監，囑託道：“貼於露布，更令傳騎，布天下郡縣！”
而自己則急匆匆的擡腳出門，去找自己的老師張恢。
去幹什麼？
當然是搶走所有人前面，先給自己的派系，在即將舉行的石渠閣會議中，多佔幾個位置！
天子詔書上說的很清楚‘敬備濁酒，恭候石渠閣之殿，與天下名士，稽參政務，共論國策’。
石渠閣纔多大？
晁錯是很清楚的，哪怕是司馬談和司馬寄主將他們的辦公閣樓讓出來，再騰出石渠閣外圍的閣樓，撐死了也就夠同時容納四百人與會，甚至，很可能最終只能容納三百五十人左右。
而在這其中，天子、貴戚以及兩千石大臣還有將軍列侯，起碼要佔走五十席。
留給諸子百家的席位，很可能只有不過三百席。
看上去很多，實際上少得可憐。
旁的不說，以黃老派跟東宮的關係，最少有三十席要被黃老佔走。
另外墨家跟天子的關係也足以保證，是個墨者就能列席。
這就又起碼少了三四十席。
而這次天子忽然要召開的這個石渠閣會議，很可能將決定未來諸子百家的興衰。
這樣的重要會議，自然自己這邊列席的人越多，其他派系的席位就越少，言權就越低。
別看現在，儒法之間如膠似漆。
但，遇到這個事情時，晁錯根本就沒有考慮過給儒家報信。
對晁錯來說，儒家與法家現在的合作，其實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若有可能，法家當然是希望在儒家頭上踩一腳，背上插一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