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這干係到了孔子、曾子以及曾子之父。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大約在數百年前，春秋之時，孔子周遊列國，來到一個叫葉邑的地方。
葉邑的主人，是一個叫葉公的士大夫，也就是成語葉公好龍的主人翁。
這位葉公自然很有錢，起碼，在春秋時期屬於那種有錢的名人。
而孔子師徒，周遊列國，來到葉邑這個楚國的地盤時，早就窮得響叮噹了。
在這之前，孔子甚至陷於陳蔡之間，窘迫到了，弟子們偷來羊，烤熟後送給孔子，孔子不問來源，接過來就狼吞虎嚥，弟子們偷來衣物，孔子同樣也不問來源，接過來就穿。
而到了葉邑後，孔子師徒雖然沒有這麼窘迫了。
但卻也好不到哪裏去。
所以，某天，一隻羊跑到了曾子的父親曾點的院子裏，自然，這隻可憐的羊被直接開膛破肚，祭了五臟廟。
但不巧，葉公知道了這個事情，於是上門找到孔子。
葉公是個要面子的人，當然不好直接質問：你們偷了我的羊，給我個說法。
他就轉着圈子對孔子說：“我們這裏有個叫直躬的，他爹偷羊，於是將其父舉報……”
孔子自然已經通過曾子（曾參）知道了這個事情，同樣，孔子也是個要臉皮的，哪裏肯讓自己的弟子成爲小偷（那樣，他豈非就成爲了小偷的師傅？），於是就狡辯道：“在俺們哪裏不是這樣的，父親給兒子隱匿過錯，兒子幫父親遮掩過失，這纔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的。
一切，都只是當時的特殊形式下，一場有關面子之間的紛爭。
但，到了幾百年後的今天，這個事情，就成爲了儒法之間的大問題。
甚至，成爲儒墨之間百年的口水戰中的一場焦點戰役。
墨翟當年甚至諷刺孔子說：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鮑，則僞行以自飾。污邪詐僞，孰大於此？
意思就是在飢餓困頓之時，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飽腹有餘之際，就用虛僞來粉飾自己，裝扮自己，這個世界上還有比儒生還無恥的人嗎？
順便說一句，墨翟對孔子的態度，是諸子百家的先賢裏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時候，直接稱呼孔子爲‘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門徒自然有樣學樣。
譬如曾子，被墨家門徒稱爲‘曾盜羊’，子貢、子路，被稱爲‘亂貢、賊路’……
總而言之，孔門七十二賢，在墨家眼裏，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哦，或許有，冉求，是個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於子夏先生的緣故，客氣了許多。
這是因爲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復三代之治，以齊周政，最好把井田也復活了，這樣，儒家就認爲世界將沒有混亂、戰爭、苛政。
百姓也可以相安，天下可以太平。
但法家卻認爲，這是在做夢！
國家不強大，軍隊不強大，就要被人宰割。
而要國家強大，軍隊強大，就要富國強兵，爲了富國強兵，就必須集權，必須用嚴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質獎勵來激勵百姓，使得人人都爲了國家，爲皇帝而戰鬥。
在這樣的情況下，直躬案，就變得分外的刺眼了。
對法家來說，居然有人膽敢隱匿犯罪分子的罪行？簡直是無法容忍和不能接受！
必須幹他丫！
因爲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法家很清楚，一旦有人可以藉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那麼，遲早，就會擴大到整個家族，然後宗族。
這樣，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就凌駕於國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法律的尊嚴更會蕩然無存。
而儒家卻覺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是一切的核心，不變的真理。
若是一般的小罪，譬如說，偷盜、搶劫、女幹x，或者偷稅漏稅什麼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當然要互相包庇和保護了。
除非此人，喪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壞國家，禍亂天下的地步，不然就絕不提倡，甚至是反對家庭內部的成員檢舉他人的罪行。
另外，這也是儒生們立足的根基之一。
南方和三河地區的地主貴族們爲什麼支持儒家？
還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大宗族，並且維護大家族、大宗族的利益。
但可惜……
劉徹望着儒家的這些巨頭，這些博士，這些精英們，暗自搖了搖頭。
漢室和劉氏，最討厭的就是大家族、大宗族了。
因爲這會削弱國家的力量，影響國家的稅收、徭役乃至於軍隊的戰鬥力。
原因很簡單，漢室除了口賦田稅以外的其他稅收、徭役、兵役，都是按照戶口來徵收的。
一個五口之家和一個十口之家的差別，意味着國家的力量和財力減少了一半。
而一般的大家族，通常都是幾十口甚至數百人聚集在一起。
這等於，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國家的牆腳來肥私！
是以歷代劉氏天子，對於大家族大宗族，深惡痛絕，想盡辦法，用盡手段的將之拆散。
在政壇上，更是極力鼓吹‘一夫狹五口而治百田’的理想社會模式。
具體到劉徹身上，對於大家族和大宗族，更加不喜歡。
在他眼裏，每一個大家族、大宗族都是隱患，都是未來的定時炸彈。
恨不得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