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開飯店一般，即使竭力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夥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興旺，--店鋪總要倒閉。
黃郛氏做的《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中，有一段話，說得很透澈：
“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於政教之改良，不注意於習俗之轉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外人之評我者，謂中國人有一種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於時勢，各種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時，而彼之所謂改革者，決不將舊日製度完全廢止，乃在舊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層新制度。試覽前清之兵制變遷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謬焉。最初命八旗兵駐防各地，以充守備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敗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徵募湘淮兩軍以應急：從此旗兵綠營，並肩存在，遂變成二重兵制。甲午戰後，知綠營兵力又不可恃，乃復編練新式軍隊：於是並前二者而變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雖已消滅，而變面換形之綠營，依然存在，總是二重兵制也。從可知吾國人之無澈底改革能力，實屬不可掩之事實。他若賀陽曆新年者，復賀陰曆新年；奉民國正朔者，仍存宣統年號。一察社會各方面，兼無往而非二重製。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寧，是非之所以無定者，簡括言之，實亦不過一種‘二重思想‘在其間作祟而已。“
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爲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號，署名唐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