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據周以立詳細陳說，只因多年前，他父親周大受在世時，曾爲里正衙前，負責看守、輦運官府貨物。其間，或許處置難免失當，由於賠償損失，又彌補短缺，虧折去不少家產，悔恨交織，以致鬱鬱而終。當年，忽經此變故，周以立尚黃口孺子，少不更事。往後，孀母房瑞鸞寡居主家，謹慎營理，近年家景多少有見起色，且撫育周以立成人，只是尚未娶親。
時至前歲春，面對輪替將充任衙前差役，慮及維持家道不易，房氏憂心無計，決定改嫁，以規避那費力不討好，擔驚受怕的苦役。面此，周以立想着母親早年寡居，守兒至今，縱綽約多姿，畢竟年將四十歲，卻迫於重難之役而改嫁，惟相泣無力勸阻。況鎮內因承役官物輦運與供應，並負責賠償損失，彌補短缺，結果破家蕩產者，實不止一家遭遇。
當時，房氏託人議婚，適值上村富戶衛思賢，年五十歲喪妻，素聞房氏賢德，聽說伊意欲改嫁，即託媒來說合。就於前歲春，以禮銀三十兩交付了，衛思賢迎房氏過門，結爲夫妻。至去歲隆冬，因房氏記掛子周以立親事，有前村佃戶呂進琭是個樸實人，膝下一女呂月娥，芳容韶齒，舉止矜重，有福之相，經衛思賢爲媒去說之，嫁與周以立爲妻。如此一來，更加是相處和睦、其樂融融。
不想於今孟夏中，周以立見官府頒佈佈告，朝廷已免去里正衙前。——若非此令人戶畏懼之苦役，母親哪能年老改嫁？他尋思今家中無母親主持，覺得很不成氣象，加之母親改嫁時，佩戴的玉鐲、金釵、銀簪等首飾，以及所備衣妝，遠勝過三十兩禮銀。遂與妻月娥商議，籌攢以銀兩，到衛宅要將母親接回。
對此，想周以立未免自利，孤恩負德，太過無理取鬧，必定被衛思賢斷然拒絕，不足爲奇。可週以立見大失人望，不能接回母親，爲達目的，從而訴狀至官府，以求公道。
然而，那早已令地方人戶畏懼，爲此破家蕩產之里正衙前差役，緣何是年孟夏中得以朝廷蠲除？
先是今歲仲春，知幷州韓琦——時皇佑五年正月，朝廷以知真定府，兼安撫使韓琦，遷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幷州。韓琦到任幷州二載，鑑於州縣差役，重難莫過於里正衙前。自昔年宋夏爭戰數載後，徭役積非成是，里正衙前越發不堪重負。按大宋定例，以各州縣上等人戶輪差充任里正衙前，負責看守、輦運官府貨物，若有虧蝕，當賠償損失，彌補短缺。然彰明較著，各州縣貧富懸殊，差役負擔甚失平允。此迫使不少差任衙前之役者，設法讓寡居之母改嫁他人，或親人分居，或鬻田以減戶等，爲規避差役是殫智竭力，殞身不遜。故此，於今歲仲春時，韓琦有向朝廷上疏言：
“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免溝壑之患，殊可痛傷。然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週，乙鄉五年一週。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石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
於是，仁宗令將韓琦奏章下達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等路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韓琦所議適宜。同時，知廬州包拯亦特此上疏《請罷里正只差衙前》曰：
“臣伏見知幷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只委戶長催納。三司似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準備衙前其秋夏二稅，並是戶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爲甚。每縣或無上等，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正，如衙前有闕，即委令、佐於一縣諸鄉，選差第一等中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系正月內差，若伺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慾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
——關於“五則法”，凡差派鄉戶衙前，一律按貲產多寡設立簿籍，分爲五則。而各州郡衙前差派，遵照簿籍爲準則。假如第一等重役十處，應十人負責，即編列第一等富戶一百戶；若第二等重役需五人，即編列第二等戶五十戶，以備十次役使，勿再差派里正。然各州郡設立簿籍，概由通判掌握，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施行，轉運使、提點刑獄則督理違慢。
再又知制誥蔡襄——字君謨，籍貫興化軍仙遊縣。蔡襄於天聖八年登進士第，初授漳州軍事判官，歷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知諫院。至慶曆四年調知福州，赴任二載，改遷福建路轉運使。然於慶曆八年，因父卒去職，後入朝任職直史館二年，於前歲擢任知制誥。其繼韓絳所議，亦極論里正衙前之弊曰：
“臣嘗爲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望務裁損力役，免民凍餒，請只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云云。”
但是，仁宗爲博訪利害，集議裁決，以避免偏頗之失，乃命韓絳、蔡襄與三司置司參定。更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字辨叔，汝州梁縣人，前往江東；殿中丞蔡亶——字誠之，萊州膠水人，前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議可否，蓋皆請行五則法。
就此，經韓琦、包拯、韓絳、蔡襄等官員，並諸路長吏、轉運使相繼奏請下，於孟夏中，總算下令三司頒行，罷里正衙前，只派差鄉戶衙前，實施五則法。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自此民稍休息。
至於周以立訴狀，欲接回母親一事，並非衛思賢不近人情焉。其與亡妻早年僅撫育二女，長女幾年前已嫁爲他人婦，次女年方十六歲，尚待字閨中。今衛思賢與房氏育得一子，取名衛澍，纔出生二月餘，怎願幼兒與母骨肉分離，商量無果，互相鬧得不歡而散。然周以立未遂己願，乃不肯甘休，遽訴狀至縣衙。遇新任合肥知縣夏噩——字公酉，越州山陰人。其慶曆六年舉進士第，初授明州觀察推官，歷安化縣丞，湖陽知縣，於今歲春調知合肥縣。
當夏知縣見周以立所訴情由，量其母再嫁既成事實，豈有蒼黃翻覆，無故退婚接母之理，終不得軫恤相待。夏知縣又視盛夏時節，此等民事爭訟有違法令，本不應受理。——依據大宋“務限法”制度，爲避免因訴訟影響農事，除重大犯罪外，涉及田宅，婚姻，債務諸民事訴訟，夏、秋二季官府概不受理。
因此，夏知縣非但不準周以立訴求，更將其杖責二十，攆出公堂。這周以立心有不甘，進而申訴至州府，今使包拯面對此情，思忖不過錢財作怪耳。次日，命人至段寨鎮將衛思賢、房氏，又周以立妻呂月娥傳喚來州府。就於後堂照面得諸人，視房氏還懷抱着嬰孺衛澍，待邀請落坐定，包拯注目周以立夫妻，言道：
“今汝母既已再嫁衛思賢，衛員外亦可謂汝之繼父。何況今汝母與其生育一子，此衛澍雖衛門之子，卻與汝一母兄弟，汝忍心使弟自幼與母分離乎？”
經包拯曉之以理，言簡意該的勸誡，加上衛思賢言自有萬金之家，已過知命之齡生養一子，感念房氏恩德，願意捐三百金與之前子，亦不爲多。即於包拯等州府官吏見證下，寫關書一扇，分三百金之產業與周以立收執。最終使周以立拜認衛思賢爲繼父，彼此捐棄前嫌，言歸於好。包拯量周以立此前已遭夏知縣責罰，無意再追究其過，衛、周諸人皆拜謝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