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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打工生活與愛情(連載八)

    魏文馨哭了好幾天,終於接受了花蕊的建議,但我一點不高興。我感覺她不聽我的聽花蕊的,讓我很沒面子。到底她想嫁給誰?

    面子之外,現實的問題也讓我高興不起來。魏文馨做過人流之後,身體一塌糊塗,老是不乾淨,幾乎沒辦法上班。

    我本來是想要花蕊陪她上醫院的,我還沒結婚,做這種事情覺得像做賊。這證明我本質上還是樸素的勞動人民。但是花蕊不肯。她說兩個女的去醫院動那種手術更像做賊,而且沒有男人在旁邊,說不定魏文馨會隨時暈倒。她是魏文馨的知己,這麼說一定有道理。

    去醫院的路上,魏文馨神情緊張,臉色前所未有的慘白,渾身發抖,一副待宰糕羊的樣子。彷彿我是南美洲的土著酋長,就要把她交給大祭師去獻給太陽神。

    如果我是真正的職業文人,就會裝得眼淚秧秧,大發一通“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之類的感慨,然後把她扔進手術室,一個人跑去喝酒慶賀。

    但我是個打工仔,行爲不端,心腸剛硬。覺得既然生而爲女人,就應該做好隨時挨刀的準備。如同我們男人要做好隨時捱罵的準備一樣。

    不過,話雖這麼講,看到一個曾經在我身下快樂地抖個不停的女孩如今在我身邊害怕地抖個不停,也難免要生出一點惻隱之心,禁不住就要說出“不做了,我們回去結婚”之類的危險話語來。

    還好,總算懸崖勒馬,忍住了。

    在手術室外等待時,魏文馨更是緊張,下意識地死死揪住我的衣服,一刻也沒放鬆過。

    魏文馨的恐懼在進手術室的那一刻發揮到極至。她一步一步走進去,步履鏗鏹,神情莊嚴肅穆,如同赴火刑的聖女貞德。但是我想那些醫生護士絕不肯承認自己是侵略者兼劊子手。

    按魏文馨後來的話說,簡直就像要死了一樣。

    有過這種恐怖的經驗,就難怪她以後每次都要我戴套了。如果我要她用避孕藥,她就非常擔心,怕得要死,全無興致。弄得我也跟着興味索然。

    前面已經說過,魏文馨手術後像個沒補好的水壺,老是漏水。鑑於她以後有非常大的可能成爲我的老婆,這次手術的結果令我頗不滿意。我甚至懷疑醫生因爲我們是打工仔就特意把手術做得很馬虎。當然這種懷疑毫無道理,非常無端。但是,這種自卑甚至自憐的心態,在打工仔中存在相當普遍。因爲我們本就是極其弱勢的一個羣體,自卑或者自憐都屬正常。

    其實很可能是魏文馨體質弱。無論是誰,只要長年待在工廠裏,體質都好不到哪裏去。

    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魏文馨的身體成了這個鬼樣子,如果繼續讓她每天上十個小時以上的班,喫大食堂的伙食,就等同於謀殺。

    我的意思是乾脆讓她辭職回家去養一段時間。但是魏文馨不肯。我也不勉強。我估計她是擔心一回家之後,我就去同別的女人好了。我們現在還沒結婚,什麼都不是,她不願意冒這個險。

    但是聽了魏文馨對花蕊講的話後,我就感到慚愧,覺得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魏文馨說我們遲早要結婚,她不想讓我一個人去賺結婚的錢。

    商量的結果是給她請二十天病假,在外邊租間房子住下來,小鍋小竈的,每天弄點合口味的東西喫,給我洗洗衣服,看看電視什麼的。二十天之後要不要上班,看她的身體狀況而定。我本來對這個主意持保留態度,因爲這樣一來,我和她就算正式同居了。在別人看來,跟結不結婚沒什麼差別。她鐵定是我的老婆。但是她跟花蕊都贊成,二比一,我同不同意無關大局。

    所謂“禍福難料”。我們當時誰也沒想到這麼做會導致我跟花蕊“私通”。

    魏文馨在外邊住着,心情愉悅,對我也加倍溫柔。這女人確實是把居家過日子的好手,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條。雖然只是一間小房子,但是裏裏外外乾乾淨淨,很有家的味道。尤其她燒得一手好菜,喫得我滿嘴流油,舒暢無比。江時虎和花蕊自從喫過一次,食髓知味,隔三差五的往那裏跑,安慰安慰自己清湯寡水的腸胃。特別是花蕊,只要有一點時間就會跑來,在旁邊指手畫腳,指點魏文馨炒菜。她炒菜的技術跟魏文馨搓麻將的技術旗鼓相當,所以時常給魏文馨從廚房趕出來。她也不以爲忤,跑到外邊大呼小叫的跟我們聊天。若非她晚上不在這裏睡覺,我還以爲自己成了阿拉伯酋長,娶兩個老婆的那種。

    有了這段時間的調養,魏文馨的身體漸漸變得好起來,臉色紅潤,胳膊腿上的肉多了一些,也不漏水了。我想二十天就能養成這個樣子,要把一些想增肥的有錢人羨慕死。

    後來魏文馨去上班,房子也沒退。因爲我們置辦了一些用具,比如電視機、影碟機,還有桌子凳子櫃子之類,退了房子沒地方放。最關鍵的是,我漸漸適應了這種生活。每天下班後衝個涼,往牀上一躺,抽菸、看書看電視,其它什麼事不用管,相當愜意。看來結婚後的生活也不是想象中那麼糟糕,我的畏懼感大大地消退了。

    這當然要歸功於魏文馨。有時看着她小小的身影,忙進忙出,一副相當滿足的樣子,不禁生出幾分憐愛之心,覺得應該好好待她,漸漸把暗戀花蕊的心淡了些。如果一直這麼下去,我想我能證明自己是個好人了。

    然而廠裏的事還是那麼煩心。老申這個傢伙愈來愈變本加厲地“迫害”我。他認定我是吳主任最得力的臂膀,一心一意要把我砍掉。那時我已經不管保安,成了名副其實的宿舍組長。我加倍小心起來,也不幹介紹人、偷換籤呈這種勾當,免得授人以柄,讓老申逮住機會打包我。

    但是種種跡象表明,姓申的幹不長久了,這是“最後的瘋狂”。就像日本人一九四四年想要打通大陸交通線一樣,註定要在貴州的崇山峻嶺裏碰得頭破血流,留下遍野的屍體。

    我有時實在鬱悶無比,就找吳主任訴苦。如果是在他房間裏,他就照例要拿出酒來(白酒,度數不高),讓我喝一點(不敢喝多,怕被老申聞到酒氣),拍着我的肩膀說:兄弟,再忍一忍。我聽柳眉(廠長助理)說,廠長已經非常討厭老申,正在向臺灣彙報。我看不用多久,老申就該走路了。

    吳主任的消息果然可靠。大約在一個多月後,老申被通知到會計課領薪資。

    老申回到總務課跟吳主任移交工作,倒也沒垂頭喪氣,依舊挺胸收腹,一顆小平頭依舊昂着,只是態度和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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