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票是思諾送的，思諾本來打算看那場半決賽，可惜她支持的選手在上一場比賽中已經被淘汰，她索性把票送給玫瑰，自己跑去荷蘭看花，那正是花開的季節。
週末，羅蘭·加洛斯球場人山人海。其實玫瑰更願意在家裏看場電影，或者打開收音機一邊做飯等利昂回來。這個週末利昂去里昂採訪歐洲冠軍盃，ac米蘭客場挑戰里昂隊。
利昂曾是職業足球運動員，在一次致命的拉傷後掛靴，而後成爲骨灰級球迷和足球專線記者。玫瑰不是球迷，實則她沒有半點體育天才，時常覺得有朝一日與利昂有了孩子會影響運動細胞的遺傳，利昂是想生一個足球隊的。
看完第一盤比賽，玫瑰出去買了大杯可樂和爆米花，往座位走的時候腳下一絆已經覆可樂難收，大半可樂都潑到一個人的頭頂，想也沒想匆忙道歉。那人坐在觀衆零落的後排，帽子蓋在臉上曬太陽，一下子被潑醒，掀開帽子。
很久以後玫瑰想，那一天她原本應該在家裏看電影的，或者隨便做點什麼都好。如果那一天沒有去看那場網球，或者沒有去買那杯可樂，沒有遇見那個人，她和利昂的後來會怎樣，會不會早已結婚生子吵架和好熱熱鬧鬧地過日子，不會有半點比別人更多的波折。
但是後來，生活已經是另外一番模樣。
他收回長腿，笑着說沒關係，一邊又把溼的帽子隨便戴在頭上，幾滴水亮晶晶地掛在眉宇。他笑着，那樣的笑容，那樣一張臉。
玫瑰打算離開的時候，他站起來，伸手從玫瑰手中的爆米花桶裏抓了一把，不客氣地喫起來，一邊問她，“你猜誰會贏？”
玫瑰滯了一下，“就是不知道結果的時候最有意思，打到賽點全憑運氣。”
他笑盈盈地看住她，“你相信運氣？”
“畢竟自己能控制的事太少了。”
“能控制的事太少了。”他輕輕地掛着笑，“是呢，比如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我可沒想到會被潑一頭可樂。”轉而問：“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嗎？”
“玫瑰。”
“很美的名字。”他慢慢地說：“我是萊斯禮。”
他說話的語氣就好像“我是詹姆·斯邦德”，那種氣派好像誰都應該認識他。玫瑰禮貌地笑，往旁邊錯了錯身，仍是想走。
“很高興認識你。”身後那個人說。
玫瑰揚了揚手，沒有回頭。
那天並沒有看完那場網球，也以爲不會再見。生命裏有很多人，只是路人，不必再見。
玫瑰是美麗的女孩子，沒有美到令人一見傾心的地步，但是坐在巴黎的露天咖啡館，每次也總是有人過來搭訕，每當她從包裏摸出駱駝香菸，旁邊總會遞上一隻打火機。
後來想一想，當時也不過是每天跑新聞，不至於像唸書時那樣艱難，但也並沒有奢華的手筆。不知道怎麼，回憶起來每個鏡頭都是閃着光的。一年到頭穿着牛仔褲球鞋，被利昂拉在手裏走遍每條街。
認識利昂不久，她就搬離了與思諾合租的公寓。思諾是從香港遷居英國的華僑，轉學在巴黎的高等商學院念奢侈品管理。她在網站發廣告說要找一個女孩子合租，玫瑰看過之後對房子很滿意，但覺得價格有點貴。正在四處尋別的房子，有一天思諾打來電話說可以便宜些租給她，因爲“我一見你就覺得我們可以做朋友。”
思諾是頂漂亮頂時髦的女孩子，性格又好，唯一的麻煩是男朋友太多，時常在凌晨以後由叫不上名字的男生送回家，醉得一塌糊塗。玫瑰很擔心她，但思諾是滿不在乎的，“我有什麼損失，年輕不過這麼幾年，不玩也會過去。”
玫瑰覺得兩人的名字應該換過來，snow是雪，生活卻花團錦簇，而她名曰rose，人生一片空白。那兩年玫瑰一邊唸書，一邊做兼職賺生活費。電話接線員，平面模特，中文家教，導遊，翻譯，許多零工都做過，生活壓力其實很大，只是因爲年輕，一路走下去似乎也沒有什麼。
遇見利昂，就是在她做翻譯的時候。
那一年北京同悉尼爭辦奧運會，法國電視二臺籌備一個專題，需要招聘一名臨時翻譯。玫瑰很少到巴黎十五區，迷了路，應聘時間就快到了。她看見一輛羅密歐停在路邊，有人靠着車門打電話，於是走過去問路。
那人聽見她問電視臺怎麼走，半天沒有說出話，露出一臉古怪神情，指了指自己後腦的方向。玫瑰順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過去，電視臺的醒目標誌就在他身後二十米的位置。
玫瑰笑，他也笑，摘掉墨鏡說：“你是同我搭訕嗎？”
他把墨鏡摘下來的時候，玫瑰的眼前一下子明亮。那是十一月的下午，天空陰霾，電視臺門口的臺階上有鴿子撲落落地飛過。眼前的人穿着黑色大衣，眼睛也是黑色的，卻迷離明媚如托斯卡納的陽光。不知道爲什麼，玫瑰忽然想起某個暑假她去意大利旅行，佛羅倫薩的石板小路，午後的陽光，曬得人很是恍惚。
他說他在電視臺工作，轉身帶玫瑰去填了表格，時間剛好是截止前五分鐘。玫瑰成功得到那份兼職。
所以玫瑰一直覺得，來到巴黎以後最幸運的遭遇，一是思諾，一是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