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只看到一件事：脫鏈；只見到一個人：他。
往縣城的路，只有16裏，他的鏈條脫了整整35次，不是三次，也不是五次。
第一次，大橋邊，脫了。下車，安上，走！笑吟吟地。
不出15米，又脫。他又下車，安上，走！笑吟吟地。
這下子多了些，30米，又脫，又安，又走，又笑吟吟地。
第四次，他下車後，環顧四周，似乎在找修理鋪，爾後嘆了一口氣，又安，又走，又笑吟吟地。
第五次，我又看到了，真切地。
第六次，我感到那人真傻。
第七次，我也傻起來，在後面不緊不慢地跟。
。。。。。。
第三十二次，我還是跟，傻乎乎的我。
一直到第三十五次，他到了家，我卻過了站。我家不在城內。
回家，把這傻事告訴妻。
妻爲之動容：撥我有時簡直不如一鏈條！斳
什麼？
我一時不明白。
忽然，妻笑吟吟，神色同那35次脫鏈人一樣。
我大悟，飛奔出門，跨上車直走，妻追！
撥發什麼瘋？斳
撥找那人去，他媽的，這小子35次脫鏈爲什麼不嫌煩，好好去問問。斳
附錄：
《道德經》是一本怎樣的經典？?
說到《道德經》，就不得不說到它的版本問題。
首先，這本經典最初叫《老子》，和諸子百家中的《孟子》、《莊子》、《韓非子》等沒有區別，順便一提，《韓非子》原來叫《韓子》，後來因爲出了一個唐宋八大家的韓愈，他被時人尊爲“韓子”後，爲以示區別，韓非才被稱爲“韓非子”。
《道德經》完全是後人命名的，因其包含《道卷》和《德卷》兩部。其次，我們現在讀到的《道德經》是所謂“傳世通行版”，是由歷代注家的15本子集成的，我們不研究訓詁，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之，我是想讓大家明白一個事實，“通行本”可能已經偏離《老子》很遠很遠了。
近些年，隨着考古學發現，出現了“郭店竹簡本（戰國楚墓出土）”和“馬王堆帛書本（漢墓出土）”。
其中，帛書本與通行本的差異不太大，最明顯的區別是先《德經》後《道經》，而竹簡本的差異極大，全書僅有1700多字，且只有《道經》沒有《德經》。
目前來看，竹簡本應該是最接近《老子》祖本的，帛書本與通行本應該是後世的拓展本，也就是說，是後人在祖本或竹簡本的基礎上，不斷添加進內容而成的文本（我稱之爲學術帶私貨）。
有學者進行了對比研究，舉出了竹簡本《老子》的八個方面優勢：?
一、竹簡本只論“道”不論“德”，僅一處出現“德”：“含德之厚者，比喻赤子”，這非常符合老子的總體思想；?
二、竹簡本里，一千七百多言一氣呵成，邏輯關係嚴密，而帛書本和通行本中，章與章之間比較混亂，有時完全不搭；?
三、帛書本和通行本經常性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比如既提倡聖人，又說絕聖棄智，這種情況在竹簡本中沒有出現，它的表達是非常明確與清晰的；
四、竹簡本中不講鬼神，而帛書本和通行本多次提到鬼神；?
五、竹簡本認爲道是本體，而帛書本和通行本的一些章節中認爲道是存在論。這是哲學上的本體論和存在論，我們在詳細解釋時再進行具體闡述；
七、竹簡本並不批判儒家思想，如竹簡本中的“絕巧棄利”，到了帛書本和通行本中則成了“絕仁棄義”；
八、竹簡本中語言優美且含義明晰，帛書本與通行本語言模糊、含義玄虛，比如着名的那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其中的“一二三”讓世人無限猜測、衆說紛紜，怎麼解釋的都有。
我也簡單對比了一番，認同該學者的結論，但很快我就犯難了，雖然我認爲竹簡本《老子》更接近祖本，自己也偏愛它，但由於一直閱讀的都是通行本，現在猛一接觸竹簡本，感覺上看得就不是同一本書，那麼，我該對哪本《老子》進16行解釋呢？在認真思考了一番之後，我決定做一個大大的折衷：以帛書本《老子》爲藍本，但順序上依通行本《道德經》先“道”後“德”，竹簡本甚至就沒有“德卷”嘛。我是這樣考慮的，影響我們的是思想，而不是文本，通行本雖離祖本最遠，但畢竟一脈單傳了兩千多年，我們所接受和熟悉的其實是通行本里的那個老子，如果此時貿然從戰國楚墓里拉出一個老人並告訴大家：這纔是真正的老子！
應該沒有幾個人會相信的。不如就說現在這個老子，只不過，在介紹他的時候，不斷加入他的原貌介紹，大家會容易接受一些。那爲什麼會選帛書本而不是通行本呢？因爲這兩個文本的差異不算太大，相對而言，帛書本經過的篡改會少很多，比如《道德經》第一章裏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這是通行本；而帛書本原文爲：道可道，非恆道。這是因爲到了漢代時，爲了避諱漢文帝（劉恆）的名字，改“恆”爲“常”，這樣的在我們當今看來毫無意義的修改，當然是越少越好。
這就是我選擇帛書本的原因。在我的認識中，《道德經》可能是人類的第一本智慧之書，在老子之前，如《易》、《黃帝內經》、《山海經》、《神農本草經》等應該已經存在，但上述這些傳世經典，或許根本就不是我們這一撥地球文明之產物，關於這個話題，在《跟隨江郎學中醫——黃帝內經》裏有較爲詳細的闡述，這裏不再贅述。
所以，《道德經》的意義就更顯重大，兼之老子的獨特身份，他是國家資料檔案館的館長，是少數有機會接觸到王朝最高機密的人。我們知道，周公旦的偉大貢獻是“制17禮作樂”，在我們的教科書裏，一般側重於說“禮”是“維護統治者等級制度的政治準則、道德規範和各項典章制度的總稱，後來發展爲區分貴賤尊卑的等級教條”，這樣的說法固然不能算錯，但是，它該如何解釋形形色色的“禮器”，以及圍繞着國家大祭裏的繁雜行爲規範呢？其實，無論是“禮”還是“樂”，在當時都只是祭祀的主要內容。對於當時的國家而言，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戰爭與祭祀，所以，周公旦“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尚書大傳》”，在徹底解決了戰爭問題後，他馬上着手恢復祭祀大典，你千萬別認爲這是古人的迷信，在君權神授的年代，祭祀其實是君王的特權，只有他具有與“天地”進行溝通的資格，而祭祀時所必須嚴格遵循的“禮”和“樂”，事實上是統治權正統正朔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