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只能稱之爲孽緣。
安史之亂後，大唐朝廷內外交困，正是憑藉食鹽和榷鹽法，爲朝廷迅速斂起大量財富，從而維持住朝內開銷，更供養了十數萬神策軍用於征討四方，制服不臣藩帥，也纔有了後續的這一百多年國運。
又正是因爲嚴重依賴鹽利，盤剝過狠，致使天下百姓困苦不堪，社會動盪層出不窮，並最終誕生出大鹽梟黃巢振臂一呼，將搖搖欲墜大唐王朝一把推進了墳墓裏。
後繼者田令孜爲重建神策禁軍，也唯有爭奪鹽利，與河中乃至河東開戰，徹底葬送了神策軍的最後一絲餘暉……
如今，李曄也要爲鹽而發愁了。
關中雖有幾口小鹽井，分佈在富平、奉天等地，但就這點產出，顯然供應不了關中數十萬百姓的龐大食鹽需求，關中的食鹽，多靠外地輸運。
大致有三個來源，一是河中鹽池，二是渭北鹽池，三是劍南鹽井。
渭北的食鹽產出集中在鹽州一地。可鹽州與關中間道路險阻，若是盛唐時期，南北商隊絡繹不絕，當不存在問題，可如今這個戰亂年代，想要將大量食鹽從鹽州順利輸運至關中，並不現實。加之鹽州政局動盪，境內多黨項羌人混居，便是党項人首領李思恭的政令在鹽州都難以通行，更別說如今的朝廷了。
蜀地食鹽主要分佈在東川與峽江路等地，可如鹽州一樣，蜀地至關中道路險阻，轉運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加之三川新亂，尤其東川正處神策軍與顧彥暉的鏖戰中，峽江路也爲荊南強奪，當地鹽井是否正常生產尚且兩說，更別指望千里迢迢販運來關中了。
所以近些年來，關中的食鹽，全靠從隔壁河中輸運。
況且河中安邑、解縣兩座鹽池，每年光鹽利就在百萬貫以上，能佔到全國鹽利近三分之一，可知其巨大的產量，完全可供應關中需求。
田令孜當年拼死也要爭奪河中鹽利，其原因也在於此。
然而河中自有節度使王重盈，守着這樣一個聚寶盆，怎有不借機發橫財的道理？
另外，從河中往關中輸鹽，必過蒲津渡。
以往王行約主政同州，就靠着這個要渡盤剝生財，同時也讓關中百姓備受其苦，每斗食鹽高達兩百五十文錢，致使許多百姓經年不知鹽滋味，並導致京城內私鹽屢禁不止，動亂頻頻。
如今韓建接手了蒲津渡，關中鹽價非但未跌，竟漲到了二百七八十文。
採鹽的成本纔多少？按最大值來估算，算上人力工錢，算上設施消耗，也絕超不過五文錢，而京城中的賣價竟逼近三百文，不知翻了多少倍。
一般朝中官員認爲，鹽價虛高，會讓關中百姓深受其苦，引發私鹽氾濫，社會動盪。
在李曄看來，這種認識仍是過於膚淺了。
通過壟斷鹽，擡高鹽價，其實就是在變相掠奪財富。
準確來說，是河中與華州兩處藩鎮在變相掠奪關中的財富。如此一來，李曄與朝廷辛苦治理，試圖積攢起來的關中物力財力，其實都通過食鹽轉送於他人之手。
就想想後世的房價，多少家庭辛苦打拼一生，省喫儉用，結果全捐在一套房子上了。
搜刮財富，單靠苛捐雜稅、橫徵暴斂，那都是沒有文化的大老粗才幹的事……
所以，食鹽的問題必須解決。
朝廷務農爲先，蓄養關中民力，是爲了通過賦稅形式再徵收上來，爲朝廷所用，不是白白捐給他河中鎮和華州韓建的。李曄也不允許自己的一番努力，卻要因爲食鹽而付之東流。
……
李曄爲此兩開延英殿，召集衆學士共議收回河中鹽池一事。
不出意外，諸延英大學士們皆大驚失色，一致反對。包括對戰事向來積極的張濬。
如今天子聲威正隆，朝臣們本不敢質疑天子決意，可此事幹系太大，事關國運，由不得他們不紛紛出言阻攔。
就在六年前，田令孜妄圖收回河中鹽池，費勁心機，爲此不惜慫恿僖宗連下數度詔令，更換三家節度使鎮地，結果所有政令皆爲廢紙，只能靠戰事來解決。而一旦開戰，朝廷便喪失了法統上的優勢，加之戰事失利，非但未能收回鹽池，反使得朝廷失地喪權，進一步淪爲了藩鎮們的附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啊。
張濬的反對更爲具體，他列出三條理由。
一，朝廷大量兵馬被牽制在鳳翔，無法全力向東，此時不宜妄動干戈。
二，鳳翔戰事未艾，將卒們方歷經數月鏖戰，正身心疲憊，急需休養之時，不可輕言兵事，輕啓外釁；
三，朝廷內修外戰，好不容易積攢起一些威信，正所謂爬坡艱難下坡快，應妥善利用，不可輕易斷送……
李曄均沒有聽取。
若單說收回河中鹽池可能遭遇的困難，遠不止張濬列的這三條，但李曄只認準了一條，京城的鹽價必須壓下去，關中的財力斷不能外泄。
所以，李曄其實並未預備興戰事。
他與當年田令孜的初衷是不一樣的。田令孜想要迅速積攢錢財，好供養龐大的神策軍，故而必須搶回河中鹽池這塊聚寶盆；而李曄要的只是關中物力財力不外泄，能打壓下鹽價即可，並非一定要奪回鹽池。
之所以要喊出奪回河中鹽池的口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技巧。
就好比雙方談判一樣，得漫天要價，哪有一上來就拋出自己底牌的。
這些，李曄自己心裏明白便行了，沒必要透露給諸學士們。
兩次延英奏對畢，李曄可以拿出他的天子權威了，下令翰林院起詔，所有人遵詔令行事，不得再議。
韓偓在諸學士的目光威脅中戰戰兢兢提起了筆。他是當今天子一手提拔起來的，又一直籠罩在天子的巨大恩威之下，可沒有拒絕起草的膽量……
於是新的詔令自朝堂頒出，發至四海：朝廷將往河中派遣官吏，接管安邑、解縣鹽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