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方權先生在第一次聯誼大會分裂後從未擔任過林謙和他們相關機構的職務，未做任何工作，採取了消極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們的各種藝術主張，是我們的一位好朋友。”（虞海寧夫人《緬懷秦方權先生》）“先生畫作立意高絕，題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秦方權信》）而一貫以激情與浪漫著稱的方自進先生更是乾脆以一頂“今屈原”的高帽相贈。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與評價，秦方權的才華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頌揚。包括泰南社的歷史地位，也從一個抵制西方藝術的同人書畫社團，一躍而爲“與中國畫派互爲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國民藝術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對藝術階層一向不大感興趣的塔萬以及其他同仁對秦方權之所以如此推許，除了他藝術本身的天賦以外，恐怕還着眼於二戰勝利後盡一切可能爭取外部進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實上，那時的秦方權不僅與風不悲，黎萬凌、崔香凝、鄭鈞儒等被朝野視爲藝術鬥士，甚至因過於同情底層書畫作者被林謙等人開除會籍也已有數年。一位擁有不可忽視的輿情力量與聲望的藝術名人——這就是也許爲秦方權自身所茫然不知的價值與籌碼。而四年後塔萬當政，當他應邀前往共籌大計，因所受禮遇和倚重程度與想象中相去甚遠，從而大發脾氣時，卻明確告訴他：必須低調，不能有牢騷！接下來到辭世的近十年中儘管他被委以泰國藝術委員會委員、曼谷文藝館副館長等職，但與他心目中輔君王治天下或那首《沁園春》詞中“問世間，誰人曾相似，千古英氣”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難免已有幾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當然，作爲一名有着明顯性格缺陷的傳統畫家的代表，秦方權的自負、簡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裏也一向大大有名。這一點甚至當他在泰國的文化藝術舞臺上最初亮相時，就讓人有幸好好領教了一番。如果現在回到曼谷經公祠初創泰南社的那個深秋的下午，就會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籌交錯，言笑晏晏，詩興逸飛之際，僅僅因爲畫作立意問題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當選爲社長的秦方權突然就和社刊編輯、篆刻專家金樹柏與好友和哲夫大吵了起來。由於秦方權的觀點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聞名的嚴重口喫，於激烈的爭論中處於劣勢也就在所難免。但秦方權隨後採用倒地大哭這樣一種極端方式確實令他的藝術同仁們都大吃了一驚，並一時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後寫的《泰南社紀略》一書裏，秦方權還在試圖爲自己當時所扮演的荒唐角色進行辯解：“我是患口喫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簣子（金樹柏）急忙道歉，事情纔算告一段落。”喜歡以極端手段處置個人情感上的任何壓抑與窒礙，從行爲學的意義上說，屬於精神人格的某種隱疾。從他後來掛冠塔萬總理府、想擔任泰南社惟一領導的主觀意圖受阻時斷然宣佈退社、受林謙冷遇就向林宣戰、政府給的待遇不到位就上書乞隱等事件來看，無論手法與作派幾乎都同出一轍。因此，儘管生活爲他提供的舞臺與時代背景全然有別，投射在他深度近視鏡片上的二十世紀的光線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臉部卻習慣於深埋在挾策求售，致君舜堯的古典政治夢想中，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怨氣沖天。至少其人生格局與思想特徵與他仰慕的中國前輩文人如吳梅村、龔自珍等看不出有什麼兩樣：即廟堂與江湖間一個自負異才，言行放誕的所謂名士。認識這一點也許相當殘酷，但對那些與秦方權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熱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當代藝術家們不啻一帖猛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