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行政學校，要通過“三舍法”培養出來的官僚，以後一定是要奔着這個類似的目標去的。
當然了，目標歸目標，實際歸實際，不管能不能當宰相級別的高官，最起碼要有基本的大局觀念和標準的行政決策思維。
畢竟有句話說的好，治大國如烹小鮮，不管是管一個縣，還是一個府，亦或是一個布政使司乃至一國，雖然轄區越來越大，但行政上的很多道理是不變的，這也是爲什麼行政學校要教這些東西，因爲這些東西，無論是行政學還是其他，不管在哪個級別的職位上，都能用得到。
“第一個，所謂有限理性決策，便是說我們作爲決策者，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閱歷多麼廣博，學識多麼深厚，他始終都處於一個‘有限’的狀態，也就是說沒有哪個決策者是全知全能正是因爲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決策者，所以任何決策的下達，都會或多或少地引起一些不利的後果，沒有誰能讓決策完全完美，我們這些決策者，在做決策的時候只能儘量獲得一個能讓各方面都‘滿意’的答案，而非一個‘完美’的答案。”
“那麼基於有限理性決策，諸位覺得，蔡京的濟養醫藥政策，問題到底出在哪了？”
高遜志幾乎是脫口而出：“蔡京太追求完美了！”
是的，完美。
蔡京又要照顧老人，又要照顧殘疾人，然後還要給貧民普及醫療服務，最後還要給流浪漢下葬。
這種“既要.還要”，明顯就是一種不合理的決策表現。
什麼都要，最後只會害了你。
原因也很簡單，沒那能力知道吧？ 北宋多少人口？
之前提到過，一個多億。
放到現代，一億人口都算是不折不扣的人口大國，而即便是很多現代強國，都做不到國家全面承擔免費的養老和醫療。
至於給流浪漢安葬和照顧殘疾人，反倒是理論上努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情。
北宋確實富裕，財政收入常年能維持在六七千萬貫緡錢以上，偶爾還能破億，但再富裕的朝廷也禁不住蔡京這麼花錢。
在全國範圍內每個路、府、州、縣都大量建立居養院、安濟院、漏澤園這些社會福利機構，雖然切實地幫助了很多老弱病殘人羣，但問題是成本太高了。
雖說這樣說可能很冰冷，但事實就是，行政決策是要考慮成本的，這個成本還不單單是現在花多少錢的問題，還包括以後要持續花多少錢，投入多少人力，以及相關的各方面社會效益是否值當。
正如司馬光所言，天下財富，不在此處便在彼處。
蛋糕就這麼大，朝廷財政也是一樣，以如此巨大的財政資金投入到社會濟養醫藥上面，就必然導致其他必要的支出減少。
政敵們是怎麼攻擊蔡京的？ “天下窮民，飽食暖衣，而使軍旅之士稟食不繼。”
“不顧活人，只管死戶。”
姜星火見臺下衆人醒悟了過來，微微頷首道：“所以你們明白了嗎，行政決策不是小孩子抓糖果，很少會出現‘我全都要’而全都能一把抓的結果，正如高太常所言，必須要有所取捨。”
這時候有教師問道：“那蔡京做決策時便不懂這個道理嗎？”
姜星火笑道：“只不過他做行政決策的出發點就歪了，名曰爲人，全是爲己。”
“蔡京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的時候是從三品龍圖閣直學士，從三品到正三品這個檻，蔡京熬了18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的時候才升正三品翰林學士可惜好景不長，當年，他進入仕途以來三十多年的努力，就付諸東流，受到政敵攻擊，先是從翰林學士貶爲龍圖閣直學士，再貶爲太原知府、江寧知府，後來直接免去一切官職，被安置在杭州。”
這段歷史倒是鮮爲人知，畢竟沒誰會關心一個大奸臣是怎麼由正常的官員變成奸臣的。
但顯然，蔡京爬了十八年才爬了半級，剛升上去就被一擼到底，心態有一點點變化纔是人之常情，經過在杭州的龍場悟道，蔡京大抵是黑化了。
——我心黑暗，亦復何言？
兩年後，狂舔宋徽宗的蔡京重新出山，當年便直接宣麻拜相，拔擢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即俗稱的右相，第二年直接升左相，實現了一人之下的夢想。
“蔡京之所以會做出濟養醫藥的行政決策，不是因爲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他因此繼承了王安石的變法理想，本質原因而是因爲宋徽宗剛剛登上皇位，還處於銳意進取時期，而且非常欽佩父親宋神宗的熙寧變法，以及兄長宋哲宗的紹聖紹述，所以才用了‘崇寧’的年號，也就是崇敬熙寧變法的意思.而蔡京的變法，主要以教育和經濟兩方面爲主，教育方面增設算學、醫學、武學、律學；經濟方面則對鹽法、茶法、鈔法、漕運進行變動。”
嗯，越說越像大明瞭。
姜星火話鋒一轉：“當然了，君子論跡不論心，評價蔡京是否是奸相，也不能主觀斷定他一切行政決策都是因爲要討好宋徽宗才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客觀評價的他的行政決策的實際效果。”
“第二個，所謂漸進決策，便是決策者採用漸進方式對現行政策加以修改，逐漸實現決策目標的決策，換句話說，穩中求變。”
高遜志仔細地看向教案，如果說有限理性決策還比較初級，那麼漸進決策顯然更進一步，而在教案上，漸進決策的要求是這麼寫的：集中於與現有政策稍有不同或有限方法上不同的政策，而非重新評價決策；不堅持行政問題的解決必須正確，只求管用、可行；目的是爲了解決現有問題，而非製造更大的問題。
顯然，蔡京全都走反了。
“譬如朝廷插手藥店，如果換做是我們採用漸進決策應該怎麼做？”
姜星火循循善誘道：“首先，作爲決策者的我們，肯定要考慮有沒有現有的、可行的政策作爲參考，也就是改良決策的基礎，對不對？那麼當時有嗎？”
“北宋以商業爲國家稅收的重心，以四民爲本爲國策，那麼破壞民間藥業的經營，其實是在自毀根基，這點之前我在《明報》上就講過，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但凡認爲市場的供給被民間私營工商業者控制，北宋朝廷就直接下場參與經營，與民爭利，蔡京的這個思路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是不正確的所以說，北宋朝廷直接下場經營藥店，其實從根本上來講，所有參考的政策案例，都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