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天文學 > 民國大文豪 >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嶺
    按照林子軒的想法,雪國這類小說看過之後會讓人有輕生的念頭。

    那是一種對人生的懷疑和厭倦,小說中的憂傷和悲哀甚至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的。

    後來有日本的文學評論家就認爲雪國是川端康城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消極抵抗。

    對於那場戰爭,川端康城是不贊同的,但也無法反抗,只能採取消極逃避,通過主觀感覺來曲折反映現實世界中不協調的關係和矛盾現象,把現實抽象化,追求一種超脫。

    於是,小說中在東京百無聊賴的島村纔會到雪國去尋找慰藉。

    然而,悲劇是瀰漫在整個時代的,他根本無從逃避,所以小說中的主人公無法擺脫“死亡”的哀傷。

    在這方面,雪國和鬱達浮的沉淪有相通之處。

    兩者都是直接對“死亡”進行描寫,通過對待“死亡”的態度來表現整個時代的悲哀,在黑暗時代中用“死亡”譜寫各自悲涼的人生。

    當然,兩者還是有不小的區別。

    鬱達浮的文字中充滿了痛苦和恐懼,川端康城的文字則,唯美而平靜。

    川端康城沒有抒發主人公內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把哀傷在細碎的情節中展現出來,讓人覺得寧靜安詳。

    讀者看沉淪的時候,會感受到主人公強烈的情緒。

    而看雪國的時候,就會是那種淡淡的哀傷,這種哀傷不強烈,但更爲持久,讓人久久難以忘懷。

    林子軒不知道鬱達浮翻譯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反正他寫出來的時候感覺不大好。

    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他來到了廬山的牯嶺,準備渡過一個漫長的假期。

    牯嶺位於江西九江境內,是廬山景區的中心,是一座美麗、別緻的、公園式的小山城。

    這裏別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這個避暑勝地本來就是由外國教會的傳教士建立起來的。

    1895年至1920年間,以李德力爲首的基督教勢力興盛起來,廬山上僅教堂就有13座,教會派別16個。

    每年夏季,基督教傳教士雲集廬山,常達數百人。

    這些教會組織或舉辦討論會,或開辦培訓班,或商議教會事宜,或傳輸宗教信義,或創立學校、醫院和慈善機關,將宗教的觸角延伸到廬山的每一個角落。

    整座牯嶺上有五百多棟別墅,其中屬於中國人的有一百棟左右,這些別墅都屬於中國的達官顯貴,豪門鉅富。

    賽珍珠的父親作爲傳教士,出手的比較早。

    1897年1月14日,賽兆祥在這裏買了一塊地皮,蓋了一棟小小的石頭別墅,有着敞開式的外走廊和歐式老虎窗,樸素而淡雅。

    別墅雖然不大,但足夠他們住了。

    林子軒並沒有像其他富商一樣帶着很多僕人,甚至還帶着自己的廚子。

    他只帶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鏢,保鏢是馮敬堯的手下,用來保護馮程程。

    現在的中國雖然不是到處戰亂,但路上並不平靜,難免會碰到一

    些意外情況,帶着保鏢心裏會安穩一些。

    至於下人,則是負責他們的日常生活。

    馮程程這種大小姐自小過的就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雖然在女校學習了家政課,但廚藝如何,還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軒未必有品嚐的勇氣。

    何況到了廬山,來這裏避暑的社會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沒有見過,但總有耳聞。

    或許會有各種聚會,有下人打理會輕鬆很多,沒有主人家親自上陣的道理。

    其實,林子軒想和馮程程過一段沒有人打攪的安靜生活,他本身不喜歡交際,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賞風景,晚上看看書,悠然自得。

    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語言,而且付諸實施。

    來到別墅後,布克就帶着一箱子書籍進了房間,繼續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時候纔會出來。

    這是典型的學者做派,賽珍珠習以爲常了。

    這裏的每一棟別墅都相隔較遠,不會彼此打攪,牯嶺的夜晚非常安靜,完全沒有城市裏的噪雜和紛亂。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裏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紅酒,隨意的閒聊着,倒是一段愜意的時光。

    賽珍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別墅旁邊就有一座基督教的“聖公會”教堂,也是她父親以前經常佈道的地方。

    馮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學上學,同樣信奉基督教。

    林子軒雖然不信,但也入鄉隨俗,裝作相信的模樣,時常會到教堂做禮拜。

    在牯嶺生活不可能不和教會打交道,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到牯嶺,這裏儼然成了一場宗教盛會。

    賽珍珠偶爾會在別墅裏招待一些相熟的傳教士。

    她就是傳教士家庭出身,所以這種傳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裏,她在寫作的時候都沒有忘記,或者說她是用小說來傳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說中瀰漫着濃厚的基督教情結。

    不可否認,在現在的中國,隨着外國列強的日益強大,基督教的傳播愈發的興盛,他們用西方的宗教滲透進中國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遊覽廬山的時候曾說過:牯嶺,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與此同時,在北平的文壇發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時也是一件永遠解不開的謎團,就算到了後世,也沒有人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1923年7月19日上午,魯訊回到八道灣衚衕的家中,周作仁親手交給他一封絕交信。

    “魯訊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纔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從此,兄弟絕交,不復往來。

    這可以說是民國文壇最爲重大的事件之一,後世對這封信更是百般解讀,衆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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