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萊茵學習時，謝綰就囑託鄒漢勳重視財政與關稅，在鄒漢勳到任廈門、福州海關道之後的兩年中，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學、嚴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讓廈門、福州海關成爲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
首先，鄒漢勳把原來條塊分割的海關變成了垂直領導，原來各自爲政、隸屬關係混亂的海關全部由海關道領導，各級地方政府不再插手海關事務。
其次，他實現了按章徵稅、按律執法，改變了以往的隨意性。再次，他還引進了“服務”和“公僕”的理念，要求廈門福州兩口稅務司簡化海關辦事程序，順暢海關和商人的交流，這種爲管理對象服務的理念在當時非常超前。
第三，他與南洋鎮充分合作，讓南洋鎮成了海關衙門與市場的潤滑劑，也是在清國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的秩序維護者，高舉金錢和屠刀爲自由貿易保駕護航。
好制度執行是關鍵，鄒漢勳非常注重人才。他選擇海關僱員特別偏重海外華人和英國人，在劉韻珂的支持下，做到了全球招考、公開選拔。
福建境內的招考點是廈門、福州，另外，在閩浙總督治下的上海、寧波也設有考點。甚至在謝綰的支持下，在婆羅洲的古晉、印度的果阿、英國倫敦、萊茵的波恩也長期設有招考點。
考點如此多還能運行下去，在於鄒漢勳給海關高級職員開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九千兩白銀的年薪，是其他國家同等職位的兩倍。職員幹滿一定年限，還有一筆相當於年薪的酬勞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費、帶薪年假一應俱全。甚至還有未婚人員撫卹金、因功緻殘撫卹金、喪葬費、醫藥費、來清探親家屬旅費。如此高的養廉成本再加上各種監督制度，使海關成了大清國幾乎沒有貪污腐敗的部門。
鄒漢勳曾經爲了學習西方技術歷盡艱辛前往歐洲，如今有了能發揮能力的舞臺，更是全身心投入。作爲這個廉潔、高效部門的領導，鄒漢勳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奮而繁忙的工作狀態
腦不停：無論是海關各項制度的創建，還是開展祕密外交，他思考的問題一直沒有停歇；
手不停：想出來的東西鄒漢勳都把它們寫下來，他親自撰寫海關道通令，向各口岸佈置工作。
腿不停：寫出來的東西要落實，爲此他一生奔波，每天不是在總督衙門，就是在巡撫衙門，要不就是到各口岸巡查，甚至爲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辦公。
廈門、福州的關稅從零開始，到1845年達到了五十萬兩，這種成績讓朝廷和劉韻珂都刮目相看，很快就爲他設置了一個新官署：清國海關總稅務司，統管通商五口海關。
那之後，清國海關四千多篇通令絕大部分都是他親自撰寫。在他的建議下，清國海關在倫敦和鹿特丹設有辦事處，他兩個辦事處往來的書信和電文就有有千萬字。1842年，鴉片戰爭剛結束時，海關稅收爲兩百萬兩，十多年以後，在鄒漢勳主理、南洋鎮配合的情況下，清國海關稅總收入達到了兩千萬兩，成了清國財政收入的擎天一柱。
朝廷對鴉片戰爭帶來的教訓領會並不深刻，此文一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很多京官認爲這是大逆不道，攻擊朝廷。但道光帝念在鄒漢勳功勳卓著，且文章也是一片赤誠，只是口諭訓誡了幾句。
各地方官員比起中央的官僚，更理解鄒漢勳的海外觀局論乃是正論。當他們看到朝廷並未處罰鄒漢勳之後，心領神會，紛紛私下與鄒漢勳接觸，希望能夠用關稅和海外關係支持建設近代企業，尤其是“槍械”、“火炮”、“戰船”的製造廠。
自此後，建設航運設施、統一全國郵政、支持幼童出國留學、倡導中國派遣駐外使節、組織參加萬國博覽會
謝綰自己也沒想到，他原本只是想培養一個懂得近代財政、關稅的有用之才，卻成了此後清國洋務的啓蒙者。
由於鄒漢勳逐漸位高權重，身邊也聚集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這些人最初出仕時多在浙江、福建，許多還是商人出身，所被人私下稱爲“閩浙黨”，更因爲包括閩浙總督劉韻珂在內，大多不是走正途科舉出身的幹吏，又被蔑稱爲“拔貢黨”。拔貢黨中著名的成員，有魏源、李善蘭、徐壽等人。
魏源此時也是拔貢出身，雖然後來中了個舉人，出身還是不太好。他此前爲兩江總督裕謙的幕僚，鴉片戰爭中裕謙殉國，清國求和，主戰的魏源也就辭官歸鄉。
二十多年前，謝綰寄給他的書，輾轉到了鄒漢勳手裏，讓鄒漢勳有了一番際遇，魏源卻在鄉間失意鬱悶。兩人乃是舊相識，鄒漢勳到福建任職後，倆人又聯繫上，自然一番唏噓。
鄒漢勳把此前謝綰的書以及後來在萊茵又帶回清國的書借給魏源，鼓勵他著書立學。
第二年，魏源再次參加禮部會試，中進士，以知州用，分發江蘇，任東臺、興化知縣。期間改革鹽政、築堤治水。他以鄒漢勳的書籍爲基礎，編成海國圖志五十卷，囊括了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只是相比原時空，這部書精準得多，避免了許多長期誤導清國上下關於洋人的謠言和迷信。
海國圖志成爲拔貢黨的科普讀物，魏源由此也成爲拔貢黨的中堅與領軍人物之一。
李善蘭、徐壽也是屢試不中的落地讀書人，在數學、化學、物理方面有特別的興趣，在鴉片戰爭失敗後，更是對西洋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乾脆放棄科舉，在鄒漢勳的支持下，全身心投入西洋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理解、研究當中，成爲清國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領袖。
拔貢黨雖然受到朝廷警惕、舊官僚排擠，卻因爲有錢、與南洋鎮和洋人交好，同樣逐漸成了氣候，不可避免的成爲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