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高速發展提供的就業機會和移民政策的帶動下，到1846年底，萊茵人口已經達到了一千萬出頭，其中14爲非德意志人口，工業人口及城鎮人口擴張到了60以上，而真正參與農業的人口不足30。
雖然萊茵已經普及了初級農業生產機械，但農業人口和耕地的快速減少仍然造成農業總產量增長起伏不定，一些年份還會減產，萊茵不得不從周邊國家大量進口土豆和小麥。
這造成了食品價格偶爾會有個小起伏，對工業和海外貿易利潤較高的萊茵來說，只是家庭主婦會偶爾到市政廳面前扔幾個臭雞蛋的事，但對周邊國家來說，則意味着風險的聚集。
1846年秋季，德意志地區的土豆和穀物收成平均比往年低30至50。
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1845年北美土豆疫病疫黴被傳染到歐洲。
這種真菌當年就對普魯士西部省份的田地造成了嚴重破壞，只是其東部省份因爲氣候不適宜真菌還並未大規模爆發，這使當年的災情並沒有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但在夏季多雨和冬季溫和的愛爾蘭，這種真菌引發了著名的大饑荒，五年間餓死了上百萬人，另有一百萬人被迫離開愛爾蘭，總人口下降了25。
原因之二是，在土豆疫病繼續擴散的同時，1846年天氣異常惡劣：4月大雨，隨後又是持續乾旱。除了土豆收成歉收外，德意志地區黑麥和麥田的單產也明顯下降，到10月收穫季，萊茵的黑麥產量下降了50，西里西亞地區下降了60。
由於工業化速度較快，德意志聯邦議會很早就意識到糧食供應存在風險，所以成立了關於糧食供應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184546兩年持續對各聯邦預警，所以除了符騰堡王國之外的其他各聯邦，從1845年起就額外增加了糧食儲備。
不過，獨立於德意志聯邦之外的普魯士就沒這麼有章法了。
實際上1846年10月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也收到了柏林市議會關於糧食不足的請願書，威廉一世當時就要求禁止穀物，土豆和酒精的出口。但是，普魯士內政部長恩斯特馮博德施溫格卻答覆道，請願書是在柏林地方法官不知情的情況下提交的，這不符合“流程”。由於這種形式上的“錯誤”，整件事都被否定掉。
正是由於普魯士朝廷的官僚作風，1846年到1847年間，普魯士城市出現嚴重的糧食短缺，黑麥的價格翻了一番，土豆的價格到1847年4月翻了三到五倍。此時兩公斤土豆要花去大多數柏林人平均每日收入的一半，窮人更是陷入飢餓和營養不良。
糧食短缺不僅造成了食品價格上漲，還動搖了經濟基礎。
由於糧食短缺，許多家庭從鄉下搬到了大城市，但隨之而來的勞動力供過於求進一步壓低了柏林的工資，還使工作時間延長到每天17小時，出現了大量童工。
這使市民收入普遍降低，即使是最小的價格波動也足以使糧食短缺升級爲嚴重饑荒。
普魯士政府在1846年出臺了一項法令，規定柏林麪包師必須按規定壓制麪包價格，並且由警察來監視執行。然而警察只能管理價格，卻無法管理質量，由此出現大量使用劣質材料或僞造重量來規避法規的情況，黑市也甚囂塵上。
直到1847年初，普魯士政府終於意識到大事不好，開始祕密委託國務祕書利德克購買俄羅斯穀物。
然而利德克在農業貿易方面經驗不足，購買了質量低劣的商品。穀物到達什切青港口後，已經變質。普魯士政府不得不用其中還能喫的部分跟大麥和玉米粉混合充當糧食。
種種亂局加劇了糧食短缺之前本就積弊已久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進而打擊了工商業信心和資金供給。
1847年，一場金融和工業危機導致柏林紡織和機械工程企業大規模裁員，已經存在大量失業人口的普魯士雪上加霜。
1847年4月21日上午，差不多同一時間，在柏林外圍城區的八個市場爆發了騷亂。
騷亂具體起因多樣，但都表現爲毆打食品銷售商和搶劫食品店鋪。
據統計，暴徒總共襲擊了四十五家商店，包括三十個麪包房和十一個屠宰場。
騷亂在中午蔓延到街道和商店，包括戒備森嚴的柏林城市宮周圍區域和林登大街。
4月21日晚上，叛亂分子開始攻擊“具有巨大影響”的目標，比如砸毀教堂窗戶以及路燈等公共設施。
盜竊和搶劫隨處可見，尤其是針對麪包和香腸。但暴徒的行爲並不僅僅是出於飢餓。
有時候他們甚至破壞食物，踩踏食物並扔到下水道里；搶劫食品商店時，暴徒還破壞、搶走“傢俱”和“設備”。
這導致柏林的公衆生活陷入停頓，市場空無一人，商店的門窗被封住，劇院和學校也都被迫關閉。
面對突如其來的騷亂，普魯士政府手忙腳亂，一開始明顯低估了動亂的程度。由於騷亂分散在整個城市，柏林守軍很快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態。
威廉一世不愧是軍人出身，騷亂爆發當晚，他親自帶着衛隊在一線劇院裏呆了一晚上。
到4月22日上午，威廉與陸續到齊的軍官開會，把柏林分成三個“區”，每個地區都由騎兵和步兵團負責彈壓。
即使如此，直到22日午夜左右，騷亂才被軍方完全消弭。
這場騷亂給普魯士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動盪。
包括柏林市長在內多名高官被迫辭職；受損嚴重的資本家們強烈不滿，他們呼籲建立一支更大的警察部隊，或者建立一支能夠對社會動盪儘早做出反應的民間警備力量。
雖然柏林地方法院批准了資本家的建議，但普魯士內政部嚴辭拒絕了這一要求。
理由是這種掌握在自由派手裏的民間警力會破壞貴族對軍事力量的壟斷權。
然而，這種貴族掌控一切的局面也維持不了多久了，“土豆革命”雖然被撲滅，但它點燃了另一個更爲巨大的炸藥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