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謝謝你，”他草草回答。
“恭喜，你懂得如何剋制自己。就個人而言，我不喝酒，實行素食主義。這與我們試圖灌輸給人們的衛生習慣是一致的。不是嗎，斯特拉勒？“他說着看向那個棕色頭髮的年輕人，如果他不那麼瘦的話，興許會有人說他倆如影隨形。後者毫無熱情地表示贊同，因爲他正悶悶不樂地凝視着放在他面前的那杯水。
霍尼格向他介紹了這位助手，一個協助他工作的精神病學學生。還跟皮埃爾補充——儘管皮埃爾並沒有詢問，並對德國人破天荒的親近態度抱有懷疑——自己的工作有關犯罪學的遺傳特徵，特別是犯罪病理學中顯性基因的存在；他熱情地解釋說，這項龐大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嚴格的篩選過程消除病理因素，消除所有倫理道德的腫瘤，從而創造一個健康的種族。皮埃爾在科學議題上沒有任何天賦，他彬彬有禮地聽着，點了點頭。由於受過天主教教育，他並不相信先天的惡，但也不打算就此展開爭論。
德國人一定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爲他狠狠地瞪了皮埃爾一眼，突然改變了話題。
“哦對了(這裏用了法語A-propos，有哦對了和剛好的意思)，”皮埃爾的第一反應是他翻譯錯了，因爲他接下來所說的話完全不合邏輯。“我妻子跟我說，她很高興認識你那迷人的妻子。她很幸運能遇到了一個德語說得這麼好的人，因爲她只會說母語。”
“是的，”皮埃爾說。“她是在德國長大的。”
“我記得，她的父親是柏林的領事？”
“沒錯。”皮埃爾回答。
“我可能認識她的父母。請問她孃家的姓氏是？”
皮埃爾記得妻子不曾告訴過他，但他在結婚證上見到過。那個名字很好記。
“我想是杜維諾瓦。索朗熱·杜維諾瓦。”
“你真這麼認爲嗎？告訴我卡尼爾先生，你們結婚多久了？相信我，我之所以這麼問是有原因的。”
“我們去年結婚。下個月就滿一年了。”
“就一年......”審判官若有所思。
皮埃爾絞盡腦汁想弄清楚當下的情況，並暗自咒罵自己沒有鼓起勇氣把這個傢伙打發走。酒吧內的人流開始減少，幾羣客人正往餐廳走去。斯特拉勒也未能免俗，他將杯子擱在櫃檯上，完全沒碰過。酒吧裏唯一的外人是一個不起眼的人，中等身材，穿着一套成衣，與人羣格格不入。皮埃爾感覺他在觀察他們，但當他轉過頭看時，那傢伙正盯着他的半杯啤酒。
“我好像有讀過幾篇文章……”博士的目光落在了這個陌生的人身上，流露出好奇的眼神，然後又回頭看着皮埃爾。“由一位叫做卡尼爾的先生所寫的諸多文章，他是一位有敏銳分析頭腦的人。其中一篇是關於德·昆西(托馬斯·德·昆西，英國著名散文家和批評家)的著作《OnMurder，ConsideredAsOneoftheFineArts》，一部關於罪犯——男性或女性——性格和動機心理剖析的基礎性著作。對嗎？”
“是又怎樣？”
“而且，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在對傑基爾博士與海德先生的深入分析中也闡述了罪犯的精神分裂症狀。你是從哪裏獲得所需材料的？”
換做是其他情況，皮埃爾都會非常開心地回答，甚至樂於接受別人的奉承，一顯身手。但眼見這人在捉弄自己，就冷淡地迴應：
“我讀過兩三本關於這個問題的書。”
“弗洛伊德？”
“包括他的。”
“我看得出來，年輕人，你在私生活中並不比在演講時更加精明。”他調整了一下座位，吧檯的高腳凳發出了呻吟。“最後一問：你能再告訴我你妻子的名字嗎？”
皮埃爾此時已經非常惱火，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徹底爆發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可能沒說清楚，”博士回答着，臉上流露出一種極度悲傷的神情。他一邊問一邊將目光移向別處：
“你知道那個自稱索朗熱·杜維諾瓦的女人到底是誰嗎？’
皮埃爾瞠目結舌，驚恐地看着他。
“我想，”霍尼格的聲音中混雜着痛苦與慈悲，“我遲早會告訴你的。”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小心翼翼地從凳子上爬下。皮埃爾像被凍結了般愣了幾秒，揣摩着他剛纔聽到的話，而那人則邁着沉重的腳步，慢慢地步出酒吧。皮埃爾此刻的震驚蓋過了怒火。他告訴自己那傢伙一定是瘋了，聳了聳肩，強裝漠不關心的樣子。
皮埃爾·卡尼爾在那位年輕的哲學家身旁找到了一個空座位，他名叫阿爾伯特·梅斯特，是皮埃爾的老相識了。兩人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雖然梅斯特晚幾屆畢業，但二人之間依然形成了某種紐帶。排排長桌擺放在巨大的餐廳內，與會者坐在大落地窗下沐浴着陽光，熱鬧的交談聲此起彼伏。
梅斯特報告了他在收音機裏聽到的情況。德國仍在求吞併蘇臺德地區，捷克斯洛伐克已進入戰爭狀態，而法軍則在等待達拉第(指愛德華·達拉第，時任法國總理)總理的命令，猶豫不決。桌子另一頭的一小羣法國人卻在談論何時收拾行李。有人大聲宣稱戰爭是一種罪行，並希望奇蹟發生；一些五十多歲的老人回想起了他們年輕時代的可怕經歷；其中一位老人毫不掩飾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事實，他說這是***分子和“二百家族”——達拉第曾如此描述法國的金融巨頭——想要看到的戰爭，猶太人和美國人也希望如此。
梅斯特是全場唯一一個處在可動員年齡段的人，他聽着衆人的爭吵，臉上卻帶着嗤之以鼻的微笑。他們毫無共同之處，這使得他更親近於皮埃爾。在低聲訴說中，他透露，自從人民陣線(1935~1938年間法國左翼各黨派和羣衆團體爲反擊***勢力而組成的統一戰線)上臺以來，法國已經失去了空軍，坦克的數量也很少，因此與德國的任何對峙都將在短時間內結束——皮埃爾記得裏皮也做過同樣的預測——坦率地說，他一點也不在乎戰事。他覺得這個世界無比荒謬，認爲除了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驅使的純粹行爲外，其他行爲沒有任何意義，爲自由而戰毫無意義，因爲人人都是自由的。
雖然皮埃爾並不憤世嫉俗，但他對於朋友的觀點還是抱有一定的同情心。他不大關注當代的天災人禍，對物質世界所發生的事表露出一種刻意的漠不關心，只要它們不威脅到自己蜷縮其中的繭殼。在服役期間，他患上了急性坐骨神經痛，心臟雜音更是雪上加霜，在一家軍事醫院進行了長期康復後方纔出院。過去尚處於學生時代時，他一直受到文化和書籍的薰陶。如果他選擇了大學生活，那是因爲他認爲大學生活會給他提供一個修道院式的溫馨港灣，他可以在那裏寧靜地思考困擾着人類的難題。1914年，他十歲，十三歲時，他的父親，一位愛國的教師，在艾辛戰役中頭部中彈身亡。看着母親終日以淚洗面，日漸消瘦，他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世界已經陷入混沌，人類不值得去努力理解，野蠻獸行已經統治了世界。他與索朗熱的偶然相遇只加重了他把自己封閉起來的慾望，他實在是太過幸福了，以至於想把兩人侷限在愛情的縮影裏，把他們自己的幸福當作唯一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