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濛濛的穹頂下,毛毛細雨落在真理山上。這是一個寒冷的早晨,很多人都穿着外套,圍着圍巾;那些在房間外等待的人邊聊天邊走來走去,好爲自己取暖。昨晚的暴雨將露臺沖洗得一乾二淨。雨水從櫻桃月桂樹和紡錘樹上滴落下來,並隨着每一陣強風從棕櫚樹高懸的葉子上滑落。公園裏茂密的樹林散發出秋天的潮溼氣味。往下,薄霧籠罩着湖面。人們正在陸續離開酒店,走廊裏堆滿了手提箱,到處都是一片憂鬱和離別的氛圍。

    皮埃爾想着天氣,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平靜內心。他告訴自己,一旦他們越過國境線,意大利將會是更好的去處。他走向了一個由裏皮的高大身影主導的小團體,唯一和他在一起的是普羅科施、梅斯特和少數冷漠的旁觀者。梅斯特告訴他,哈維當天早上乘了第一班火車離開,沒有花時間說再見。

    皮埃爾想逃跑,他不在乎這件毫無意義之事的結局,甚至對自己缺乏的好奇心也一點不感到驚訝。他已經準備了一些簡短的告別詞:“我不能留下來聽講座了。我只是來道別的。我們必須馬上離開,這樣才能在黃昏前到達威尼斯。”但他審慎正直的本性下意識地反抗了他後來會經受的怯懦感。他要怎麼跟索朗熱交代?她會怎麼看他?

    說什麼都行。皮埃爾仍在爲推遲的演講而發愁,揭開真相的時刻又被拖延了。

    因此他留了下來。

    “糟糕的天氣。”

    “確實。”

    “沒什麼可抱怨的,這周過得不錯。”

    “你什麼時候走?”

    “今天。”

    “我明天就走,”梅斯特說,“我們會保持聯繫的,好嗎?”(這對才更像兩口子...)

    警笛聲越來越響,布倫納出現在酒吧門口。警長今天看起來很沮喪,儘管天氣寒冷,他還是穿着皺巴巴的夏裝,繫着一條相當花哨的領帶,從他的臉上可以明顯看出他已經24小時沒睡覺了。他眯着眼朝停車位的方向看去,一個肥胖的警察正從一叢月桂灌木後走出,手裏拿着一頂軍帽。

    “亞瑟爵士在哪裏?”布倫納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發生了什麼事?”

    當他對下屬講話時,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他快到了,警長。他剛纔睡得像根木頭一樣,我們好不容易纔把他弄醒。他還很生氣。”他擦了擦額頭補充道。

    老人在另外兩名警察的陪同下出現了。他們龐大的身軀使得老人看起來更加矮小。他穿着一件尺碼過大的外套,顯然是借來的,大了好幾號,在他那脆弱的身軀上飄動着。他的夾鼻眼鏡歪了,一簇段發豎在大禿頭的兩邊,似乎對自己所受的待遇大爲光火。他直奔布倫納而來,臉上帶着威脅的神情,喋喋不休地說着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並抨擊了警方蓋世太保般的做法。

    警長並未理睬他的話,彬彬有禮地向他敬了個禮,然後轉向第一個警察。

    “施塔勒呢?你找到他了嗎?我們不能沒有他。”

    施塔勒前一天晚上不在旅館,布倫納確信他會出現在診所,於是就把那個人派去了那裏。

    只見那名警察立正站好,開口說:

    “我做不到。”

    他的聲音裏有某樣東西吸引了衆人的目光。

    “什麼做不到?”布倫納厲聲問。

    他湊到警長身前,語調中滿是沮喪。

    “找到施塔勒。他走了,警長,他和那個女人走了。他們已經收拾行李離開了。”

    亞瑟·卡特·吉爾伯特爵士所作的演講和隨後的辯論在研討會的正式會議記錄中作了報道。但是,報道中所採用的學術風格並不能準確描摹出這位偉人向聽衆展示的非凡畫面,也無法完整地刻畫出藏在那碩大的禿頂之後的一個令人敬畏的知識分子形象,以及位於長鼻子末端的一雙炯炯有神的小眼睛。那個發明並解決了近五十個不可能犯罪謎題的人,用他的理論震撼了神祕文學的世界;此刻他坐在舞臺上,宛如審判日的耶和華一樣平靜而堅定;或者更確切地說,像一個即將根據鳥類的飛行模式或被宰羔羊的內臟發佈預言的占卜師。

    老人一手優雅地捏着夾鼻眼鏡,另一手示意聽衆爲他的演講造勢。由於他的位置較高,所穿的褲子也過短,導致桌下露出了他那雙擰成一團的紅襪,也許它們穿在別人的腳踝上就不會這麼引人注目——雜誌記者和街頭頑童的無情嘲笑說明了一切——這一事實讓聽衆們充滿了宗教般的敬意。在他面前坐着的是本州的每一位偵探、所有的當地媒體、相當多的政要和著名學者,還有一些在研討會中斷後決定留下的少數外國人——其餘的人選擇了回家,但卻後悔了一生。

    只見亞瑟爵士漫不經心地說:“在我無數次的會議中,我注意到公衆更喜歡特定而不是普遍的東西,更喜歡具體而不是抽象的東西。因此,我建議——至少最初如此——你們這些理智之人將注意力集中在案件的本質上,把自己侷限於討論和解決一項罪行內,這一次它並不是由多蘿西·賽耶斯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繁忙的打字機所引發的。”

    他用那雙閃爍的小眼睛環視着觀衆,不時引來一陣笑聲或讚許的嚎叫,然後,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用拳頭猛擊桌子。

    “我錯了!”他大叫道,聲音在大廳裏迴盪,“我錯了,因爲你們都知道,這個關於密室和行屍走肉的故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任何物證可以作爲依據。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在正常情況下,沒有人會計劃採用如此荒謬複雜的方法在兩堵牆之間犯下罪行。不幸的是,在本案中,事實恰恰相反。我們要對付的人爲了追求理性的目的,製造了一種非理性的局面。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切都變得合乎邏輯。但要小心!我們所討論的邏輯不符合現實生活的規則。這就是爲什麼我從捲入這件事的那一刻起就覺得——我已經向你們其中的幾人表明了這一點——一定是有人根據偵探小說的準則謀劃了一個導致事件發生的計劃。也就是說,警方調查的常規步驟——物證、指紋、像夏洛克·福爾摩斯這樣的瘋子收集到的微小灰燼顆粒,可能只來自於瓦爾帕萊索(智利城市)一家只有一個客戶的雪茄店——這樣講似乎有些失禮——徹底失效了。我們必須把自己侷限於討論和抽象地解決一個智力問題,這個問題離日常生活中的骯髒現實有一百萬英里之遙。”

    “你們看,這種東西不屬於現實主義者,而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需要智慧,而不僅僅是想象力:我們稱其爲偵探小說。我不是指那些充斥着暴力和其他淫穢調味劑的書籍,這些年美國讀者習正慣性地爲這些東西買單。而法國作家加博里奧、勒布朗、勒魯,和比利時的Steeman(指S.A.Steeman,目前還未引進國內)與西默農(指喬治·西默農,代表作梅格雷系列)這些文人都是很容易被遺忘的,他們的法文作品也同樣飽受無政府狀態與庸俗之苦。”聽衆們發出幾聲不贊成的咳嗽,甚至有一個聲音高喊着“不!”卡特·吉爾伯特撫慰性地舉起一隻手,“然而,我從中排除了令人愉悅的《黃屋之謎》,即便經歷了糟糕的校訂工作,黃屋的精彩推理也倖存了下來。”他的這番話贏得了相當多的掌聲。

    “不,我說的是那些文雅的小說,內容發生在文明人之間,在一個寧靜的英國村莊,在一艘冠達(Cunard,英國著名航運公司)遠洋客輪上,或在布萊頓最受尊敬的寄宿家庭裏。那裏的犯罪是文明的,不流血的。在那裏,一切都是邏輯和理性的,文明禮貌、茶杯交錯。讓我們感謝這類偵探小說:就像現代版的騎士史詩一樣,它在這些困難時期成功地維護了經典美德,在一個普遍混亂的時代頑強維持着秩序。”

    幾聲掌聲響起,甚至有人高呼贊同。卡特·吉爾伯特謙虛地舉起雙手,待全場肅靜後繼續開口:

    “我現在談談——”

    “演講者能說重點嗎?”一個聲音帶着誇張的禮貌問道。

    “我現在正要說,”卡特·吉爾伯特流利地接過話茬,“關於這類小說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即一具被關在一個無人能離開的上鎖房間裏的屍體。”

    其中一位坐在前排的研討會組織者舉起手來。

    “請原諒我,亞瑟爵士,但這是裏皮教授早先一篇論文的主題。”

    “我知道,我的朋友:我研究過記錄。我只想在那才情橫溢的演講後謙虛地補上一筆附錄,這是我從無可挑剔的德·昆西身上學到的:懂得如何發現一個問題比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同樣令人欽佩——而且,我可能會加上一句,比找到一個解決方案更爲巧妙。大家都知道,埃德加·愛倫·坡發明了偵探小說。在《莫格街謀殺案》中,他拋出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問題,但他所給出的解決方案——在此,我請求年輕的卡尼爾原諒......”

    他調整了一下夾鼻眼鏡,發現皮埃爾坐在梅斯特和裏皮之間,於是朝他那個方向做了一個猙獰的鬼臉,顯然並無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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